局长接受特派“任务”，那段时间常到我家拉家常。在此前，我被从产业村“宣”回———家里新建的房屋因城区扩建而将拆迁。同所有本人或亲戚是拆迁户的干部职工一样，我被通知暂时不用上班或驻村，“停职”在家，专做家人的思想工作，以按时在拆迁合同书上签字。

“××还印有名片，我都没有……”局长无意看到书桌上的名片，对随行的几个同事哈哈着。

是的，大人物不需要名片，局长就这样；而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拥有名片则可能成为一种笑话。

“给包抓的产业户联系用的”，我解释。

我说的是实话。但促使我印名片的主要念头却并不高尚。

新任县委书记发起了“千百万”工程，从全县抽调一千名干部，进驻一百个村，包抓一万户群众发展产业。产业定到项目，指标量化到人；一千名干部脱离原单位，由县“千百万”办公室管理、考核，成绩突出的提升，差的考虑“分流”。

“硬抽人，抽硬人”，县上定出了刚性原则；国土局内，我被抬爱为“硬人”，“幸运”地成为“千”分之一。

领导的初衷甚是良好，然而，实践证明，解决三农问题仅有政治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各级都成立了“千百万”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但没建立一个信息处理、市场分析机构；党委、政府做金融部门的主，制定的资金扶持政策，各银行虽不反对但不积极“执行”；一千名“硬人”中，懂农林牧副渔知识技能的不足千分之十。

现在农民只欢迎两种下乡干部，一种是能带来资金或物资的，一种是有技术的。因此，许多下派干部吃了闭门羹。我幸而被分到偏远的南山，山里人比川道人厚道些，他们并不“排斥”我们，可我心里却觉得自己“很不是人”———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就连帮干农活的力气都没有！

如何既少“扰民”，又让产业户记住自己，好应付县上频繁地查岗？

向其他下派干部学习，我印制了一沓名片，送出了十张———给所包抓的十个产业户。这些忠厚的农民，会把这张名片上的每个字都记住，在检查组突击查岗而我不在村时，对检查者说：包抓我们的××这小伙子不错，刚才还在这儿给我讲技术呢，现在可能到某某家地里帮忙去了！

我常为给他们的藏有不高尚念头的名片而感到羞愧，我要做些力所能及但有价值的事情。于是，综合一切有利条件，我在该村做了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可行性研究，并最终获得立项投资；争取领导支持，将逢雨就泥泞不堪的村小学校园用水泥硬化；通过网络了解信息，及时向姜农忠告缩减黄姜种植规模；在网络上发布销售信息，在黄姜价格大幅下跌销售困难时为姜农减少经济损失。

余下的名片，便羞羞地放在家中。在它被局长撞见之后，我便将其置于阴暗的角落。那个夏天，受不住被暗示调离的压力，我代表父亲在拆迁协议书上签了字。那天，门前河道的沙坑淹没了两个小孩，在外打工赶回的孩子父母在河边撕心裂肺哭到天明。和所有的拆迁户一样，那晚，我们全家在那揪心的哭声中红着眼，没有睡觉。

第二天，开始了沉重地搬家，而那些名片，在此次迁徙中也不知散落何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