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了,真的毕业了。四年呀,弹指一挥间。
他,我儿时的玩伴,我的堂亲。
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生他养他的小山村。邻居问:“找到工作了吗”,他草草地回答:“过一段时间到特区一家大公司上班。”其实他并没有找到工作,只向一家用人单位递了一份简历罢了,没有任何的期望。他回来是为了,按父母的意愿,回到本县考公务员,找一块铁的饭碗,也争一官半职,好光宗耀祖。一个历来听话的孩子,对父母的不敢不从。可他心里想的不是这样。
他为了考试在家勤奋苦读。成绩揭晓,令人兴奋,笔试第一,口试却一落千丈,这次无望了,他只好回到母校代课,教英语,教得很出色,校长想挽留他,他不从。
第二年,他继续上阵,并吸取去年的教训,借债去活动活动。结果是笔试第一,口试第二,他想这次该胜卷在握,万万没想到身体挺棒的他,过不了体检的关键关。祸不单行,父亲又撒手西去。百感交集的他,带着母亲悄悄地离开了小山村。一去杳无音信。连我和他最铁的,也一无所知。这成为一个谜,成为村里人饭后的谈资。甚至有人在背后大声骂他,绝情,其实他有许多的无奈。
写罢此文的前几天,我终于接到他的电话,这已时隔三年。他要回来了,我有些吃惊,他要我回趟老家,帮他看看他的老房子。
当我站他家的门口,真的有许多的感慨。我拨打他的手机,告诉他,门口的草长得很旺盛,门上的锁已生锈了,藏在墙洞的钥匙不知去向,他说叫几个堂亲把草除除,把门砸开,整理整理,回来他付工钱。我大笑,他要我严肃点,他要回来看看他的父亲,给父亲“做三年”。我照做了,我等他回来,我问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笑而不答。
他真的会回来吗,人们在猜测着。
他真的回来了,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他是乘着黑色小轿车回来的。他笑容满面,本来瘦弱的母亲现在神采奕奕,偶尔还说了几句普通话。人们刮目相看。
家乡在集资修路,他拿出一万元,大家傻眼了。镇村的领导也来了,只坐了一会儿就走,他们的眼色好象很难看。我想打听原由,他只说他们很无聊,不想再说什么。闲聊的时候,他一再鼓励我出去闯闯,我无动于衷,他只是笑笑而已。
他又要走了,家乡好几个人跟他走了。听跟去的人传话回来说他是一个大企业的二把手。
从此,我们经常联系。他说我不要老是想当官,实实在在做些事,想要他要给我一个,要我做好准备。他说等几年,要回来办厂,让我当经理,我说他是在开玩笑,他叫我的外号,谁叫我们是堂亲呢。
我矛盾地流了眼泪,说:“谢谢!”
真的会回来吗?堂亲。
谁也没办法回答。
我望着故乡的清山绿水,我知道我该对他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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