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天气，北方已然飘起了雪花，而南方才步入“秋渐深”的日子。西风渐高渐凉，树叶片片枯黄，在风中起舞，地上的黄叶再也扫不尽了。远处群山茫茫，近处虫声低鸣，那个“愁”字便渐渐地浓了。

《说文解字》：“愁，从心，秋声”，《礼记》：“秋之为言，愁也”。于是，秋与愁就此结缘了。秋是属于时间系列的，一年有四季，其中一季就是秋。而《礼记》中的秋，不仅有时间概念，还有空间、乐律、色彩概念。“西方者秋”，因为秋风从西而来，所以秋之风为西风；“孟秋之曰，其音商”，因为商音让人感觉凄厉，所以秋之音为高秋；“秋则衣白衣，佩白玉……”，因为西方之色为白色，所以秋之色为白色。

由于秋有时间、空间、乐律、色彩，于是与秋有关的群体相当庞大，正如《礼记》所载：“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乌；仲秋之月，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季秋之月，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又黄花，豹乃祭兽”。既然愁与秋结了缘，于是愁也就随着秋而泛滥。纵观中国文学史，几乎是由一个“愁”字来贯穿的。愁字频繁地出现“在深夜”、“在月下”、“在离别之间”、“在旅途之中”、“在秋风秋雨里”、“在寒霜白露中”、“在寒蝉雁归时”、“在霜叶落木声里”；愁字见之于凉风、落叶、疏篱、雁阵、蝉鸣、菊香、水寒之中。随之又衍化出众多与愁有关联的词汇，如“悲、哀、怨、恨、别、苦、寒、荒、寂、残、孤、凄、惨、凋、枯、泣……”。

中国文学史，为何要有这么多“愁”情“悲”意，何以要以“愁”为美？

我们来看看文学历史上“愁”的表现，《诗经》中“忧心忡忡”、“忧心惙惙”、“我心悲伤”、“心之忧矣”、“以写我忧”、“忧心殷殷”、“我心则忧”……那“忧愁悲愤”之词泛滥于诗经之中。诗经以后，孔子沉浮落魄，旅愁之盛就不必再说了，就是庄子这样如此豁达之人，也有“旧国旧都，望之畅然”之愁。到了楚辞便有了怀秋之作，“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屈原更是将心中的悲愤、忧愁、失望与秋象相融合。

至秦汉悲壮激烈之后，魏晋南北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人们生活在悲剧的舞台上，更是“愁意”大盛。曹植的《叙愁赋》、《愁思赋》、《九愁赋》、《释愁赋》揭开了中国文学“秋”与“愁”结合的大幕，从此，“秋与愁”成了众多文人墨客反复吟咏的题材。王粲、阮籍有《七哀诗》，向秀作《思旧赋》，庾信作《思旧铭》以哀寄思，以愁寄情。湛方生的“悲九秋之为节，物惆悴而无荣。凌颓鲜而殒缘，木倾柯而落英。”刘孝先的“夜愁眠不得，起望台南端，叶惨风声异，楼空月色寒。”无不写尽孤怀寂寥之情与悲愁玄思之韵。

魏晋诗赋，秋风愁绪以蔽天盖地之势如缕不绝。到了唐代虽有所遏制，但唐人继续将怀乡别愁、忧国忧民发扬光大。随着出塞曲的盛行，大唐天空中悲风四起，愁云密布。就像李白这样豪放浪漫的诗仙，也端着酒杯悲悲切切地吟起“举杯消愁愁更愁”的诗来，愁得只好“明朝散发弄扁舟”去了。杜甫更是沉浸在忧国忧民之中，深愁而不能解，什么“三吏三别”，什么“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悲愁之声不绝于耳。

宋朝在继承唐人的将怀乡别愁、忧国忧民之外，更是以“闺愁”、“解愁”而占一席之地。宋人的愁，因苏东坡的“解愁”而超然，因李清照的“闺愁”而缠绵。东坡在其曲折苦难的一生中，“竹杖芒靴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随时随地都在饮酒、品茗、赏月、坐禅、吟诗、作画、写字……以解忧愁，他看透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人生轨迹，他把满怀的忧愁，化解为“为己忧，为国愁”之中。李清照写下“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闺愁后，没有多久就被靖康之乱所祸，转“闺愁”为“国愁”，低眼锁眉地吟出“愁”之绝唱：“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承宋人之愁，元人发明元曲之唱忧愁，明清之人以小说来言愁，最后以“愁”及“空”。马致远的“断肠人在天涯”，王实甫的“总是离人泪”，姚燧的“只恐行人断肠”……元人的一唱三叹之愁，甚至于眼泪汪汪了。而明清之人用长篇、短篇的小说来言愁，你看一部《水浒传》那惊天动地的108单英雄好汉，最后下场是死的死，伤的伤，七零八落，让人悲叹。那一部《三国演义》淘尽多少英雄豪杰，转头即空，付置于笑谈之中。《红楼》、《金瓶梅》富贵淫乱之后，都投入空门，由“愁”自成“空”。

仔细想想，那诗经里的愁，是质朴纯粹的愁；孔子的愁，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愁；庄子的愁，是自然常情的愁；屈原的愁，是亡国独悲失望的愁；魏晋人的愁，是自由放诞的愁；唐人的愁，是责任与灵魂融合的愁；北宋人的愁，是解愁与闺愁；南宋人的愁，是家国之愁；元人的愁是委婉似歌的旅愁；明清人的愁，是财色成空的愁。

中国文学，上至诗经，下至现代的“伤痕文学”，为何以一“愁”字贯穿？为何以一“愁”字为美？我想，也许是因为“悲愁”与“悲剧”相通，而“忧患”与“悲剧”的色彩，永远是文学艺术的主题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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