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稗类钞》记载，吴三桂镇守滇中，久蓄异志，因他坐拥关市、盐井、金矿、铜矿之利，遂得以金钱网罗人才。其行事虽机密，多是暗地派人勾结、诱惑，但具体手段却相当露骨，讽令“人才”们卖身王府，身价银少则万余，多则数万，视才之高下为等差。书中引有一则文士冯苏的卖身契，其文略曰：

立卖身文士冯苏，本籍浙江临海县，今同母某氏卖到平西王府藩下，当日受身价银一万七千两。媒人胡国柱，卖身人冯苏。

胡国柱是吴三桂的女婿，据称此人专好干这拉皮条的生意，而当时远近官吏文士也是趋之若鹜。故而滇中便有了三好之说：“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

这个故事大概可以说是文人卖身投靠最形象的诠释了。不知怎的，看了这个故事，我头脑中立时跳出了文人的另外一种德行——傍大款。关于这一点，人们早已从如今文人们炮制的诸多经济文学以及这诸多经济文学中肉麻的吹捧、恭维里得到了感性认识，而我，也是因为见了太多的这类文化垃圾而思谋着要探一探其老底的。我曾经以为，一傍一卖，二者尚有轻重之分，但细琢磨却大不以为然：为钱而傍款，为钱与权而失身，前者卖智识，后者卖良心；前者的智识里，掺进了斯文扫地的谄媚，后者的良心上，生满了欲望的青苔；智因不以心为指归而变得寡淡无光，心因不以道定去留而变得一文不值；卖身者所图，尚能明码标价，傍附者的胃口，却是谁也难以预料，为名利所牵，作三姓家奴甚至万劫不复奴才的也大有人在。如此说来，二者都以背弃真我为前提，大不了是个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是谈不上谁高谁下、谁优谁劣的。此风若得盛行，我们将不得不去忍受唯利是图的道德沉沦。而更大的危害则是：文人们忙碌于编织谎言，读者们彷徨于欺骗，我们的世界，将从此充斥虚伪、假面与背叛。

文人傍大款不是今天才有。早在清乾隆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寄食于富商的现象就出现了。袁枚在《醉啸轩记》中就称赏过一位自号功园主人的苏州商人，他投巨资建了一座醉啸轩，竣工之后，绘画者、奕棋者、拨弦弄索者云集，“能醉则醉，能啸则啸，主人亦听客之所为。”俨然一个养济布施的大会。

另一位清代文人薛寿对此类现象的看法与袁枚相近，在《读书舫录书后》中他写道：“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贾，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扬州，一个被清兵屠戮了lo天的都市，百十年后再一次恢复，且以繁庶人文甲于天下。皇帝六番亲临，早已不再有人讲什么报仇雪恨，反而由此多了些可资矜夸的口实。薛寿谈起这些来也很有些沾沾自喜，这也难怪，扬州是他的故乡。如此贪念浮华的文人，其思想自然深刻不到哪里，商人与文人不清不白的聚会，也就此被当作了盛世的风流一景。不过，商人出钱，文人献艺，各取所需，虽有互相利用的嫌疑，却也未失本分，还有了些“文企联姻”的味道。但这种联姻的底蕴并不是平等，从薛寿所谓“巨商大贾，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等语里，我们真真切切地能感受到一部分文人的自我优越感。

如果说文入与大款这略带优越感的接触还能为一部分人接受的话，那些在大款面前低三下四、吮痔如蜜的文人则遭到了普遍的唾弃。对此风大张挞伐的急先锋就是郑板桥。在与友人的尺牍中，他屡次提及这一现象，称之为“损士品而丧士气”，且表现了极强烈的厌恶。如《与起林上人》中云：

扬州风尚，近来又为之一变。巨富之商，大腹之贾，于玩弄骨董余暇，家中都聘有冬烘先生，明言坐馆，暗里捉刀……更有一班无赖文人，日奔走于彼等之门，依附阿谀，说石为玉，指铁成金，谓某诗近古，某诗逼唐，才由天授，非关人力，谁说商贾中无才乎?

有意思的是，郑板桥在骂完了无行文人、言称“学者当自树其帜”、“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于商人”之后，又说了这样一句：“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这是极其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一方面在米盐之上听令于贾，一方面又追求学问独立的路到底该怎么走。都知道中国这样一句老话：吃了人家的嘴短。

按照一般的认识，在科举制度之前，中国的大夫阶层有较稳定的政治、经济地位，且以社会精英自居，自信真理在手，故而他们的理想听起来有派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些学者正是因为留恋着古代文人曾有的心理优势，于是便大声疾呼文人的自立与良知，并一再告诫同行：学术人格是讲求独立的，他要求和权贵与富豪保持距离：这无疑是一个极理性的告白，但我总觉得它似大厦少些根基一般的轻飘——“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莲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黄景仁这最后一句诗，从文人人生理想的破灭中，向文人们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此身难得用，何以言大成?最无奈的一声叹息，却又是最有力的诘难。如果有学而难以为生，人生境地常是“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且似黄景仁一般，为债主所逼，抱病越太行，游食陕西，最后忧病而亡。如此度日，又何言从于学而安于学呢?。

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质与理念的支撑，中国的许多文人没有独立性，中国的商人同样也缺少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无论历史上他们谁依傍谁，也未能彻底改变他们难兄难弟的关系。文人与权势相傍多生奴才,文人与权势勾结多生蛀虫，那么，文人与大款的依傍又滋生出什么呢?灵魂的被锈蚀、收买，使他们丧失了前瞻的热情，丧失了批判现实丑恶与体验底层苦难的勇气与执著。清客、优伶、帮闲的笔，除了风花雪月，便是粉饰太平。文人与大款在历史上及今天丑态百出的依傍，昭示了一些社会深层的，我们今天改革和建设需要直面的内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