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文明古国但却绝不是文化大国。所谓中国文化不过是空洞，因为中庸而含混不知所言，使人在原地打转的一种文化。

“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也好天道也罢，这都只是一种涵盖性精神，一种抽象式的浪漫主义。远不及西方启蒙运动以人类为中心所提出的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尊严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及个人权利方面的充分发挥与发展更具切实的价值。

因为儒家的人文精神和中国小农经济、家庭伦理、权威政治乃至集体主义只能是消极而停滞不前的。仅以儒家侧隐之心的“仁”来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是孔子对于“仁”所下的定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是“仁”的标准。孔子是用“孝弟”来衡量“仁”的，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反论证则是你想做的事也要让别人去做。其根据就是“爱人”，而“爱人”的标准又是“孝弟”。至于说“孝弟”是不是就可以达到“爱人”、“立人”以至“达人”的目的则当别论。反正父母者是不得不爱的，就是不知道若当父母与人发生纷争的时候我们是该选择“爱人”较好，还是应该选择“立人”为先了。

另以“一已私欲”强以“立人”和“达人”，这又是一个始终隐藏在话语背后的强制性绝对权威性标准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所以你也就必须这样去做，这也是为了你好。这样一来不管任何一种伦理道德法律和政治问题的论说也就等于是没有标准的了。撇开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从汉代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至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外来佛教文化漫廷繁荣以来的文化，无不是以君主专制主义相结合而形成以统治者为主导的畸形为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历来只是为政治集权服务的一种手段而已。

而西方圣人苏格拉底则认为，任何实质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标准，比如“美”的定义不是一个漂亮姑娘和一个美丽花环。定义不在举例说明，而在一种共性，着眼的是其本身而不是它所具有的某种形象性事物，其言论方式是以对话为性质，灵魂则在于所提出的问题本身，以针对引导方式把问题的实质性弄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种过程。这是一种开放式的智慧，目的在于解惑而不在诲人，因其致力的是知识的进一步深化，揭示的是那些貌似有知实里掩藏着的虚薄。正是这种开放式智慧的结果让双方的思维提升至另一高度，侧重于语法规范及逻辑思维的训练使问题内在复杂、微妙东西的暴露使后人得以更加深入的探讨与启发。这便因此而造就了后来者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后人仰止的哲学伟人，更因此而成就了从生态环保角度以人类主义为中心的西方人文精神在世界各地所具的普世的价值。

反观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下的人文主义却从此进入一种自我循环的怪圈，凡事都得先设立一个条条框框，再以起承转合方式效忠于文化拥及者和对象的人文主义也就只能造就从屈原周庄到陶渊明再到曹雪芹等等类似的只愿长醉不愿醒的殉隐士、逍遥或日浪漫主义疑似的非文化主流。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权力话语不容辩驳，不管你心服还是不服，你只须知道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就行。关于这个为什么不能的问题，话在言外，意思全隐藏在那没有说出来的话语里面，有智者尽管以胸中丘壑充分发挥便是，或有那一个不小心陷于另一种疆局便就是你的不是了。

至于说西方文化造就出西方人的那一股较真劲儿为什么单单只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呵呵！这可是个心知肚明的问题。只不过在某些时候我们总得让自己具备一点儿反思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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