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篇法国人布封写的《马》，我感慨颇多。布封说，马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听话的动物，所以他对马情有独钟，倍加喜爱。我虽然长得不好，但命相属马，可我不曾，也从来没有享受到属于马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梁晓声先生对马进行了恰如其分地分类，但是我并非“军马”，也非“赛马”，更非“野马”，而是一匹劣等的“役马”。梁先生说得真绝，“役马的一生如牛，注定了是辛劳的”。这使我想到了憨厚可爱的牛，特别是牛儿的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听一个老太婆说，牛原本是要说话的。古时，牛的力气大，劲头足，做农活还算老实的；不过，有时会说出一些不中听的话。大概是耕田犁土，太阳偏西，牛儿肚饿力竭，老农民还要赶农活，牛实在忍无可忍，竟敢甩甩尾巴，摇摇头，闷声闷气地从鼻孔里挤出一句，“主人，是不是该放下枷锁，到田埂上去吃几口草？”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听到这里，眼睛瞪得大大的，惊奇万分，牛竟然会说话。就忘了问，那位老农民是否也饿得筋疲力尽。经过几番哀求，不见放松，一向听话的牛儿终于爆发了，对老农民使用了过激行为。后来，观音菩萨同情人，很怪牛儿胆大妄为，吃了草，不安分守纪，便狠心地在牛的颈上炮制了一个肉刺儿，从那以后，牛再也不能说话，只好默默无闻地服从或反抗。我那时真是天真，很佩服菩萨的果断的决策和无比的神力，并且怪牛自讨苦吃，活该永生永世交上哑巴吃黄连的厄运。

是啊，勇于反抗人的意志的牛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现在仍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想起，沟里人曾经怎样收拾一只“打人牛”的行状。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有一只水牛，吃草是它的特长，膘肥体壮，皮光毛滑，力气大得惊人，牛头总是昂起，见了生人就斜歪着，大人警告我千万别挨近它，这家伙要打人。它有打人的斑斑劣迹。有一天，这牛儿对犁它的龙幺公实施了更大的暴力;用牛角儿把龙幺公拱到了水田里，害得龙幺公半月出不了工。沟里人义愤填膺，以暴治暴，生产队队长派了六个得力干将，来医治这打人牛。水田里，前面让两个人牵牛鼻子绳索，后边犁耙上站着两个身体最重的人，两边各有一人，他们手里都拿着又粗又直吓人的木棒，朝牛不停地吆喝，狠狠地打。烂田里浑水四处飞溅，牛背上稀泥成淌,六个“打手”身上的衣服也脏稀稀的，浑水直流。不知为什么，我们这些站在田边看热闹的小孩子，都喊着：真好玩，打得好，该死的打人牛！一连几天的惩罚，这牛总算老实一点儿，但牛头还是昂起，见了生人依然斜歪着，尤其是见了我们这群小孩子，眼睛里射出可怕的光。过了一年，队里就把这只打人牛卖了。那时，沟里的牛有七、八只。

现在，想起牛儿种种遭遇，于我是一种恐怖，一种悲哀。传说中那位老农、收拾打人牛的那六条汉子，以及千百万折磨牛儿的人，其实他们也在折腾自己。不过，沟中很难看到牛的影子了，偶尔才能碰上一、两只。尽管我早已经不相信“牛曾经会说话”的故事，并且还觉得可笑。不过，乍一想来，似乎觉得人还如牛。因为人有思想，要说话。就像伟大的贝多芬有时候想，一株树也比一个人好；还有文革时，陈毅就羡慕刘伯承，眼不见、心不烦，不会因为“放大炮”引火烧身；至于方孝孺遭遇割舌、张志新临刑被割断喉，那是比牛惨烈的事实。牛不是哑巴、聋子、瞎子，但它的品行最好，别人最欢迎；做牛吧，同鲁迅一样，只要“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人就会给你神的地位。要不，做马也好，布封会给你唱赞歌的；或者做驴子更妙，非牛非马，说不定还可以被“指驴为马”，交上好运。看看那些不识时务的哈马斯人，不仅以色列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得不痛下杀手，一一定点清除，连巴勒斯坦人也觉得坏了“和平共处”的好事，送走了一个死不瞑目的阿拉法特，迎来了另一位焦头烂额的阿巴斯，不知冤冤相报何时了；还有伊拉克人也可怜，两年来，除了爆炸和死亡，还是死亡和爆炸，和平成了遥遥无期，常搞一些极不光彩的自杀性暴炸，弄得美国大兵恼羞成怒，吃亏的总好象是伊拉克。

呜呼，说得够多的了，还是少说为佳。

本文已被编辑[樱花渡月]于2005-10-31　15:38:13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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