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和20世纪的良知符号，巴金带着“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的离开人世了”离开了我们。这位百岁老人以自己的人品文品，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化界的崇高地位。下午重读他的《随想录》，耳边又仿佛响起了他在第二届巴金学术研讨会的一篇公开信：“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我最后还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巴老的作品就在那儿，那些文章，那些话，没有大勇气是写不出来，说不出来的。巴老的文字实际是对文化界某些追求虚名的相互吹捧现象的批评。

近来，文化圈表现出一种令人失望浮躁和躁动，流于表面和程式，失于泛泛与浅薄。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某些人竟然对新产生的文学现象，不问青红皂白，不加审慎分析，就热情洋溢地摇旗呐喊，这种“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文化动态看起来着实热闹，其实盲目的“呐喊”反倒成了一种没有文化的表现。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工作者是不是到了江郎才尽的时候，就得要骂骂街?这是不是借以招徕观众目光的把戏?贾平凹、路遥、陆文夫和张承志之后，中国的当代文学已经流于苍白了，这话也许失之偏颇，但毕竟算得上是一家之言吧？不管怎么说，这些位作家还打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旗号，他们还没有无聊到不骂人就不能生存的地步，而那些以骂人为乐的人呢，不是从一开始就写了吗?什么过把瘾就死，我是流氓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但仍然是骂人者不变的“风骨”。不可否认，这种观念与在这种观念下产生的文学，有一定的冲击力，毕竟在10年前或者更远一些时候，这是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它反映了一种“卓尔不群”的生活，虽然有一点反叛意识，却也不是不可爱。记得王朔写《爱你没商量》时，说是一部新的《红楼梦》，这又怎么可能?应该说，他的走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时的炒作和“叫嚣”，只不过这种叫嚣，在当时还不至于像马路上汽车产生的噪声，那么令人反感。现在，到了自己无话可说的时候，却又逮住谁骂谁，名头越大越好，管他是作古的大师，还是当红的作家，“骂你没商量”。

也许，骂人的确成为了一种扬名立世的武器。一开始就吼着骂着出来，当然，有人会为此辩护，说这是有“文化反骨”；然而，这种“文化反骨”背后又是什么呢?他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要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理想?其实，这类人赞同的理念，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外国的；不是现代的，更不是古代的，或者可以冠名叫“后现代”。即使如此，打破了肥皂泡，仍然是没有什么新鲜货色，甚至干脆说，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是！他们攻击着传统，除了糟粕，还有精华。不管是金庸还是余秋雨，不管是“中国式的人文关怀”，还是“老年人的童话”，只要是有名望的、有文化的，王朔就一定要赶来骂一骂。在骂声四起的时候，金庸和余秋雨表现出了有容乃大的风范。这种精神境界，正是中国文化界应该追求和保持的。可是，骂街的人却在怂恿人们抛弃传统文化的精神，他们的主张是“我就是我”，那么，没有了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我”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赤luo裸的、没有任何约束与规范的、生殖欲望和权力欲望无限膨胀的怪胎。

或许有人以为找茬儿骂骂街，就是为了提提精神，不能让读者忘了自己，果真如此，也还算是可以理解，毕竟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市场条件下的作家，做出一点花招儿未，不必太较真儿。但是，倘若你以为这些骂街的戏语是虔诚而严肃的，并加入到为文坛上那些昙花一现的“新生事物”而“呐喊”的队伍里，就得一定看清瞅准喽，先别急着摇旗呐喊。

洗去尘埃，两袖清风，巴老已驾鹤西去，但他留给我们的那笔精神财富，却是整个文化界都应该汲取的。我想，当我们真正用心读懂了巴老的时候，那些浮躁、那些吹捧、那些骂街、那些所谓的“呐喊”将会消失。

本文已被编辑[鬼魅罂粟花]于2005-10-20　20:40:27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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