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人来说，巴金是写作言情小说《家》、《春》、《秋》的翩翩文学青年，是写作真话日记《随想录》的垂垂思想老者，是珍惜学生爱国热情的良知守护者。西谚有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巴金同样如此，每一个人心目中的巴金都会有所不同，正是这些不同，才构成一个复杂的巴金，而不是坐在高台上那种纸糊的神像。

我读巴金已有多年，从小说《家》、《春》、《秋》到《雾》、《雨》、《雷》、《电》、《寒夜》，以及他早期的“域外小说”。确实让一个少年沉迷其中，可以与当今少男少女迷恋韩寒、春树相比肩。然而小说里的故事很快露出了虚构的无力。我开始翻阅巴金另一种作品，譬如《雪泥集—巴金书简》、《十年一梦》、《海行杂记》、《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等等。

这些非虚构的文字，从早期的旅行游记到晚期的真话记录，一以贯之的是巴金的朴实文字，不事雕琢，有话要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花城出版社曾经推出了一套“人生文丛”，收的都是现代作家的散文，其中巴金那套名为《巴金美文—诚挚人生》。诚挚或许如此，美文当非巴金之风格。巴金自己说过：“我的文字毫无含蓄，很少有一个句子里包含许多意思，让读者饭余茶后仔细思索，慢慢回味。”

巴金不以惊艳美文、幽默随笔见长，他仅仅是“有话要说”。于是有《随想录》传世，于是有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不识时务的异想天开。现在读《“遵命文学”》、《“长官意志”》等文字，虽然辞意浅陋，但真情流露，实现了讲真话的理想。学者傅国涌如是说：“他的《真话集》虽然没有多少深刻之处，却也走出了假、大、空。我们今天依然尊敬这位老人，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而是他的忏悔、他的自省、他说出真话的勇气与真诚。”

确实如此，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巴金，他永远值得我们敬重。巴金倡导的“文革博物馆”没有半点着落，但他以自己的文字、用纸和笔——整整一部《随想录》建立起一座个人的“文革博物馆”。这样的“文革博物馆”千年不坏，每睹每新。

多年前，巴金就说过这样一番话：“长寿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种痛苦。”偏偏造物弄人。有学者称：巴金真正的文学生命1949年就结束了。上海学者郜元宝说，根据他个人的阅读经验，巴金的作品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郜元宝认为巴金是在新文学的严肃文学系统内部具有通俗倾向的作家，他成功地将西方现代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融入中国新文学中，没有生吞活剥的痕迹。纵然如此，巴金与中国第一流的作家依然有着不小的距离。

百岁老人过世，可谓喜丧。无论世上的人如何盖棺论定，巴金的意义依然存在。虽然他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巴金以自己的激情、自白式写作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家》《春》《秋》风行数十年。没有谁可以随随便便成功，面对一位世纪老人的离去，我们惟有真挚的祝愿——有你在，灯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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