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尺牍文学史》一书，是我三年前在南京先锋书店购买的，因为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读它。直到昨天晚上和一个相知的朋友通了电话后，受其影响，我心情一直不好，随手从书架上拿起《中国尺牍文学史》一书认真看了起来，我的思绪立即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了，我不得不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把它读完。

尺牍一词对一般稍有文化修养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尺牍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怎样界定?尺牍与文学究竟有什么关系?中国尺牍的源在哪里?它的流又是怎样穿越时空的隧道奔流到近现代的?其间有哪些著名作家作品、风格流派、时代特色?……诸如此类的问题或困惑之处，在我读毕赵树功的《中国尺牍文学史》之后，均找到了较满意的答案。

正因为上述切身体验，我很自信地认为，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价值较高的学术论著，同时也是一部深入浅出、内蕴丰富、雅俗共赏的普及传统文化的教科书，在学术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从学术的角度关照，我以为本书除了填补空白之外，还有许多超越前人的独创之处。

杰出的文学史论著，其可贵之处在于有史有论有识，能够做到论从史出、以论带史，最忌讳之处是有史无识，将史写成资料长编。《中国尺牍文学史》在其论著中随处可见创见卓识，并因此使史料生辉不少。读者在领略丰瞻的尺牍资料的同时，又能眉目清晰、重点突出地看清中国尺牍文学发展的脉络和特点，不至于陷进资料堆中不辨东西。如第二章第一节在论述汉代尺牍贡献时认为：“后世许多类型的尺牍作品，若寻根探底，多能在汉找到源头。”

这种源头，作者概括为九大类：自荐之书、馈赠之书、论学之书、家庭琐事之书、绝交之书、举贤之书、边塞风光之书、闲逸之书、通篇用喻之书。这样的论不仅与史相吻合，而且体现了作者的史识，同时又激活了史，使本来散漫无序的史料有序化，其潜在的含义也便得以显现。

又如第三章第三节论述唐代尺牍文学一大景观“干谒书”时，作者先以丰盛的史料说明唐代干谒书兴盛的概况和原因，然后论道：“包括上述无赖的凑趣，干谒书的兴盛可以说是唐代文人强烈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是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心态、观念下的产物，更是唐人经世、出仕的手段。它披着不太光明正大的外套，却显示了大唐知识分子昂扬向上的进取意识。”

“唐代之后，干谒书以宋为多，在这两朝之际，文人与吏的角色分得很不清。文人的人生理想就是出仕。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处于鼎盛与健全期，唐有武功，宋有文治，皆为后世难及。如此世象，才有文人的勃然奋发，这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黄金时期文人最出色的自我张扬。”

在进行宏观考察时，作者不乏创见与卓识。在对作家进行微观考察时，亦时时显露出作者不凡的识见。如对宋孙觌，明卢楠，清钱谦益、周亮工尺牍的论述，皆能从史实出发，不为成见所囿，敢言人所不能言、人所不敢言，显示了作者独立不羁的学术品格和胆识。如在论述史家眼里的奸臣孙觌时，作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的“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的评语下得很公正，进而认为：

“人归人，文归文，孙觌的尺牍却作得委实不坏，甚至风味淡然醇厚，一副长者的派头、隐士的心境，时有东坡的影子、山谷的痕迹。”

又如对曾国藩家书不尽如人意处的评论，作者指出：“教诫味道重，少了些平等的切磋、交流”，“少灵动与变化”一针见血地指出：“更为令人遗撼的是，身为封疆大吏，所历又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书中除了乱世苟安、持盈保满的偷安哲学之外，却绝少奋发之气与时代精神的灌输。”这点的评论可谓精辟，一语点破了我多年来对曾氏家书的缺憾，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害的我我只好连夜披衣找出《曾国藩家书》将此评论记之。

科学的学术研究，讲究充分占有资料，古人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中国尺牍文学史》在材料的占有上自很出色。其征引的尺牍资料，起自先秦，迄至清末，或详或略，或评或论，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绝大部分尺牍精华。作者所下功夫之深，引用资料之博，在尺牍文学研究这一领域恐怕无人可与其比肩，真可谓殚精竭虑、穷搜博采。这种在搜集、占有资料时竭泽而渔的精神，在当今充满物欲，仓促成文，不求精细，一知半解的学术界真的是少见的。我经常到省城南京学术气息很浓的先锋书店购书，看中的是在那里可以买到真正的学术研究著作，也很庆幸自己买到了《中国尺牍文学史》这部没有急功近利之嫌的学术著作。

尤为可贵的是，在这部书里一些未引起前人重视的资料，作者也想设法觅得，并将其所蕴藏的学术价值层层展示出来，显示了作者的能力，也推进了学术研究。如第七章论石庞即是。作者说：“这是个在煌煌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著者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发现这个从未听过的人时，竟有一种袁中郎于故纸堆中寻出徐文长的感觉”。接着作者评论了石庞尺牍的艺术特色，并给予较高的评价：

“石庞号天外，文集又名之《天外谈》，而尺牍之奇确实非人间所有，似有鬼神相助，传自天外。言语如有慧目的精灵，绝不拾前人牙慧。百谷之俊、眉公之致、中郎之泄、卓吾之辛、义仍之艳、季重之趣，在他的尺牍中都能找到影子。”

不徒资料新，立论亦新。其它如对宋懋澄、黄奂等的论述，皆具上述特色。

因为是补缺草创的著作，因而本书也难免有不够完善的地方。

按我的理解，既然是史，就应该力争全面。综观本书，在史的连贯性上似有可商榷之处，尤其元代的缺失，似乎有失妥当。作者在书中虽有涉及，但只是一笔带过。虽然从总体上衡量，元代尺牍的成就也许难以与其它时代抗衡，但其间也出现了一些佳作，如刘因的《与赵安之书》、耶律楚材《寄万松老人书》等，立章如作者觉得不够条件，那也应当有一节总括，如此操作，也许更稳妥一些。哈哈，无名之辈，一家之谈，假若作者在烟雨里看到此文，切莫介意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