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是现代作家中的一个传奇人物。从三十年代起，曾活跃于文坛、报界和大学讲坛。他所主编的《涛声》周刊，鲁迅先生曾多次惠稿，并称赞其“文简而旨隐……因而侦探们亦不甚解”，“至今尚存”，“我并不希望《涛声》改浅，失其特色。”(见鲁迅书信集)抗战期间，他担任战地记者，与国民党军队政界要人多有接触，特别是与蒋经国渊源较深，五十年代移居香港，以笔耕为生，充当了海峡两岸间的“密使”，被人称为“谜一样的人物”。

昨天夜里，我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粗读了《听涛室人物谭》一书，这是曹先生的旧著新编，是由他女儿据他的手稿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曾发表于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香港各报刊。

曹先生“交游遍天下”，对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顾祝同、戴笠，桂系人物李宗仁、自崇禧，爱国将领程潜、张治中、陈铭枢、蔡廷锴等，他都很熟悉，或作过专访或有交往，或闻诸他人，或撷自报刊。他“以白发老夫，重谈开元往事”，确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可供增知益智或饭后读助。如于右任幼时是个“做炮孤儿”；黎元洪背过盖叫天；陈立夫在纽约卖粽子；常败将军汤恩伯在南口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不孬，都是过去闻所未闻的。又如在前几年，我曾在一张早期红卫兵小报上看到一幅所谓”黑画”《遗嘱》，是创造社早期成员、写过《画人行脚》等散文集的画家倪贻德所作，画的是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国民党元老随侍左右的群像。其中邵元冲这个人我曾留意多时，未见任何书刊提及，好像一下子从历史中突然消失了。读文集中的《西安事变的特客》后才知道，“西安事变”第二天邵住在西安招待所陈诚原来住的那间房间里，一闻变故，他就越窗而逃，被警卫员当场击毙，真是一个令人解颐的历史插曲。

像曹聚仁那样娴熟现代文坛掌故的人现在怕是凤毛麟角了。许多现代文学大师和他非师即友。他和鲁迅、周作人的关系自不必说了，即如：朱自清、俞平伯、陈望道、李叔同(弘一法师)等都是他在杭州一师时的老师，而他和徐志摩、郁达夫、徐懋庸都过从甚密，与胡适、郭沫若、梁实秋也打过交道。他对这些人的了解并非道听或凭空臆想，而是建立在实际交往的基础上的。

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给他写活了，如：“老天真”熊佛西、狂人陈子展，还有那个“带着运动初期浪漫气息的文人”田老大——田汉，“田老大请你吃饭，那可比你请他吃饭还可怕”，他上课经常跑错学校，“错来错去，一辈子也不清楚。对他这样的教授，学校当局当然只能聘一年，便不再敢领教了。”

曹聚仁不只是用这些趣闻逸事来吸引读者，他本身是个史学家，有多部史学著作，他信奉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的史识：

“流俗之所讥，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关，而天良存焉；非秉日月之明所以显之，则善不加劝，故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赞一辞，而岂灌灌谆谆，曼衍长言，以求快流俗之心目哉！”

所以他知人论世，评点事理，月旦人物，颇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如他对胡适功过是非的评价就比较公允；对郭沫若在考古、文学、书法等方面的贡献也很有见地；对多有绯闻的徐志摩、郁达夫的诗人性格分析的鞭辟入里；对朱自清和俞平伯文风的比较相当贴切；甚至他对当今大陆走红的陈寅恪的“学”和钱钟书的“钱学”，也有精湛的研究。如他提出的“唐宋大文，并不是唐代文化的正统，韩柳古文运动只是传奇小说的副产品”的全新观点；他批评“以往注家，大多是‘卖弄’”“即是说他们只是有所知并无所见。”从这些可以看出他的真知灼见。

如果对这本文集“挑剌”的话，那就是写林语堂、梁实秋和王云五的文章火气未免太大,失之偏激，与他一贯的文风大相径庭，倒有些鲁迅战斗杂文的味道了。

曹聚仁的文笔也值得称道。百花版《曹仁散文选集》的编者云惟利称他的文章是“十足的报人文章”，并说：“他的文字有历史的识见，有小品文的趣味，还有说部的淋漓尽致。”“跟曹氏同辈的人中，文字有那么流畅的并不多，辈分比他低的人中就更少了。到了现在，几乎已成了绝响了。”试看他对三十代几种刊物的评述：“《语丝》自许是‘流氓’，《现代评论》则是绅士，《新月》当是才子了；”又如他访游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和陆九渊论异同的鹅湖书院，触景生情而发出的感慨：

“诗歌如春，散文似秋，冬则属于哲理的天地，此景此物，引人入于深思。”

这些如珠妙语不仅言简意赅，一语破的，而且文采飞扬，耐人寻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