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我几次提笔又几次放笔，该不该写，几番犹豫。一是杂事太多，不能静下心来。二是深感自己知识不够，怕写出来误导读者。三来现在性文字泛滥，怕自己有恶俗之嫌，所以就一直拖着。直到昨日和朋友们聊天，连着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很多人对中国古代妇女的性宽容性有很多的误解，所以才定下心来作这一文，希望大家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一提起中国妇女，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从一而终”，“三从四德”这两个词。似乎中国古代妇女一直都在遵循着这一伦理道德，这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其实真正对妇女进行这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近乎人性摧残的，却是宋朝以后的事。有关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书中有一段颇能说明问题的论述：“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具，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

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是极其精辟的，其实春秋战国时代，无论城镇乡村，贵族平民，爱情生活都是比较自由的。虽然这是一个礼教统治的时代，也有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因此时去古未远，原始的生活习俗还普遍残存，人们也不愿轻易放弃爱的自由。因此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之礼，还不能统治民族的灵魂。再则男女是人之大欲，结子传代又是中国人十分看重的，所以周代统治者在法律上也不得不给恋爱一定的自由。这种情况在《诗经》里其实有非常明确的反映，如《邶风式微》里有段描述；“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这是描写一对情人在草地幽会的情景。还有一首《郑风溱洧》也颇有代表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薏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虚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与勺药。”这种约会却不是幽会，而是官方组织的集会，这种集会有点象现今的鹊桥会一类的东西，当时有媒官专管万民婚配，第年开春让适龄青年在一定地点聚会，利用唱歌，跳舞等多种形式选择配偶。“于是时也，奔（私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此外青年们也利用秋祭，社会等机会选择情侣。那时的人们是没有“从一而终”这个概念的，婚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爱情不在了，婚姻就随之解体，不需要什么手续。在《郑风氓》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贵族的姑娘，爱上了一个穷苦的小伙子，毅然下嫁，跟着他吃苦去了，不料现实不是爱情，他们的爱情逐渐被现实的无情给磨得消失殆尽，男子因为生活的困苦脾气日渐暴燥，而女方也认为自己作了这么大的牺牲却换了如此的痛苦，因此她想事情这样下去，总只会双方更痛苦，于是断然与男子分手了。

总之，先秦时代，妇女们是没有什么节烈观的，可以说先秦时代是中国古代婚恋自由的黄金时代，人们对妇女的性宽容度甚至超过“五四时期”，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要要来得自由，因此，孔子将著名的《关睢》放在诗经的头一篇，也是有着当时的时代背景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制度的逐步形成，以孔子的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的逐渐完善，妇女们的地位进一步下滑。但这时人们对妇女们也没有要求所谓的“三从四德”。西汉的刘向写了著名的《烈女传》开创了女子教育的先河，妇女贞洁开始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这一旋，就旋了两千多年。但这部烈女传多讲述的是女子的品质，与女子的贞洁却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可以先看一个故事，西晋贾午与韩寿的结合，有类似于《西厢记》中张生、莺莺相爱的某些情节。贾午是司空贾充的次女，贾充宴请宾客，贾午常常从内室窥视客厅情景。韩寿是贾充的幕僚——司空掾，常来参加宴会。他长得俊美，风度又好，被贾午看中。爱慕的感情不能控制，睡觉中也想到他，然而无从接近，就问身边的婢女，知道不知道他是谁。正好有一人原来是韩寿的奴婢，贾午就通过她与情人通音信，并约韩寿夜间跳墙进入闺阁。二人情好，贾午把西域进贡的奇香从贾充房间偷来送给韩寿。贾午有了情人，高兴异常，以至其父感觉到她“悦畅异于常日”，终于发现他们的往来，并承认既成事实，让二人成了亲(《晋书·贾谧传》)。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女子对于自己婚恋对象还是有一点点的自由的，在三国时期，女子往往被当成战利品，被男人们争来抢去，这要是放在明清，早就因为贞操不保死上不知几多回了，但正是当时人们对妇女贞操的宽容，还不至于那么惨烈。著名的洛神赋里的人物原型甄夫人因为貌美，成为男人们竟相争夺的对象，她不但没有受到贞操的质疑，最后还当上了皇后。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刘兰芝因为得不到婆婆的欢心，被迫和焦仲卿分手，成了一位下堂之妇，可是她一回家，便有无数的王孙贵族上门提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对于女子的贞操并不那么的重视，当然刘兰芝最后还是死了，但那是为情，与“失节”与否，关系倒也不大。

唐代这个伟大的朝代是我们屹今为止最令我们自豪的朝代，经济的发达，政治的开明造成了这个泱泱大国极其博大而自信的胸怀，这时的妇女地位，可能是历朝历代中最高的，当然这也和中国出了一个唯一的女皇帝有关，可是我们细细看看就会发现，这个武则天的出现也只可能在唐朝，历史上有能耐有魄力的女政治家又何止武则天一人？可是只有她一个人能名正言顺地坐上龙椅。我们来看看她的出身，她原来只是太宗皇帝的一个小妃子，因为得到太子的厚爱，历经坎坷，达到了她事业上的最高峰，让无数男人为她尽折腰。在这里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杨玉环，有关这个人间尤物的故事，可能小孩子都说得出来。她原来是寿王李瑁的太子妃，被公公李隆基看中，做了一番手脚之后，据为已有，承欢侍宴几十年，三千宠爱在一身，这两个女人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lu*n伦之辈，一个是娶母妃，一个是霸儿媳，这要放在明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大家认为这是帝王家的事，旁人说不上话，其实不然。帝王是天子，是万民的表率，这种有悖伦常之事，若你帝王一意孤行，只怕真的要不爱江山爱美人，先退位再说！可我们的唐人也就是发点牢骚，象征性的阻拦了两句，也就由他们去了。这两个女人，都没有从一而终，而且还做到了当时做女人的极至，也是当时人们对妇女的所谓贞操观念相对宽松的缘故。

有关唐朝对妇女的性宽松，还有两个佐证，一个是太平公主，先嫁薜绍，后嫁武攸暨，也没人对她再嫁放半个屁，其实在唐朝，妇女改嫁是很正常的事，不仅王公贵族，还有平民百姓，都是如此。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就是“休夫”，这可是所有朝代中绝无仅有的事件了，唐朝有一个公主（具体是谁，我不记得了，但史书是明确的记载了的）因为对其夫不满，干脆一纸休书，将其夫降为“下堂夫”，另择良君，自行改嫁去了，如果说当时妇女改嫁是因夫死一种无奈的选择，那这位公主的所为，真可称得上是惊世骇俗，可我们的唐人也没有说三道四，好像颇有点悉听尊便的意思。

还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可以反映汉唐妇女的性宽松性的，那就是绘画。我们可以看看古代的仕女图，从妇女的穿着也可以看出一点门道来，汉唐以前的仕女图里的仕女的着装相对比较宽松，唐代仕女更是坦胸露乳，相当的性感。敦煌的莫高窟绘画更是出现了近乎全裸的飞天画像，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但到了宋朝以后，仕女们着装完全大变，几乎包得连脖子都看不到了，这种衣服的禁锢也非常鲜明了反映了对妇女的性态度的转变。

到了宋朝，随着“程朱理学”体制的建立，妇女们的人格受到了真正彻底的摧毁，妇女的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和迫害，而我们多数人了解的对妇女迫害的历史就始于这个时期，鲁迅先生笔下的“业儒”就是指的他们，这时的道学家们，创造了一整套的对妇女们摧残的理论，最为著名，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现在所有的人都熟悉的“从一而终”和“三从四德”了。这套理论对妇女的迫害，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烈女传，贞节牌坊和小脚。

看过《大明宫词》的人不知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镜头我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那就是高宗皇帝在心情郁闷时喜欢在后宫玩一个皮影戏，我不知李少红导演表现这个细节是什么用意，但戏里的故事却绝对不是发生在唐代，这其实是取材于烈女传里的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一个女子，和丈夫新婚不久，丈夫就离家外出了，大概是过了好多年才第一次回到家乡，在快到家的时候，碰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在采桑，他被这女子的美貌所动，遂上前调戏，不料被那女子义正严辞的驳斥了一番，自感没趣，灰溜溜地回到家中。不料回家一看，他的妻子既是他刚才调戏不成的女子，他感到非常的羞愧，也对她妻子产生了由衷的赞叹。故事到这里应该没什么不妥，可是还没完。第二天他的妻子竟然在家悬梁自尽了，死前留下一封遗书，自责自己的妇德修得不到家，以到于引起男人的邪念，既然引起男人的邪念，就使自己的贞洁蒙羞，贞洁蒙羞，自然不能苟活于人世，因此以一死保全贞洁。此举一出，轰动乡里，各方上书，被评为“贞洁烈妇”。进了烈女传，万古流芳去了。看到没有，光有肉体上的“失贞”还不够，就算是意识形态上的“失贞”还不行，这套理论对妇女精神上的戕害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其它的烈女，不是自杀，就是自残，一部部烈女传，就是一部部妇女的血泪史。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妇女的精神迫害还有另一大现象就是“贞节牌坊”这和烈女传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妇女们的精神鸦片。贞节牌坊表彰的都是一些“贞洁烈妇”无非也就是一些“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最高的典范。第一座贞洁牌坊的出现已经不可考，但在唐朝以前是绝对没有这个玩意儿的。贞洁牌坊是从明清开始盛行的，到了晚清时，更是泛滥。特别是安徽的歙县，那是个贞洁牌坊之乡，光是贞洁祠堂就有六千座之多，贞洁牌坊更是不个其数，这其中有几多辛酸之泪，恐怕只有那些冤魄知道了。有一部《畏庐琐记》，记载了一段极其辛酸的故事。

“闽中少妇丧夫，不能存活，则遍告之亲戚，言将以某日自裁，而为之亲戚者，亦引为荣，则鸠资为之治槥。前三日，彩舆鼓吹，如迎神人。少妇冠帔衮服，端坐舆中，游历坊市，观者如堵，有力者设宴饮之，少妇手鲜花一束，凡少年之未诞子者，则就其手中乞花，用为生子之兆。三日游宴既尽，当路结彩棚，悬彩绳其上，少妇辞别亲戚，慨然登台，履小凳，以颈就绳而殁，万众拍手称美。”

从上述的记载来看，闽中的少妇似乎是心甘情愿地为礼教献身，但我们透过历史文献看到的事实却不尽然。在徽州，对于再嫁的妇人，人们总是以歧视的眼光相看。例如，她们出嫁时不得走正门，轿子不能靠近宅院，只能“穴墙乞路，跣足蒙头”，无知的儿童对她们鼓掌起哄，甚至于投掷瓦石。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社会的压力促使更多的妇女不得不屈从于礼教的束缚。

对中国女人另一种残酷的迫害那就是缠小脚了，如果说烈女和贞洁牌坊是对中国女子精神上的压迫的话，这个东西可是实实在在的人身压迫。缠小脚的风俗始于唐朝末期，在这以前，妇女们都是天足，不过自小脚出现以后，当朝政府是不提倡的。但发展到后来。却愈演愈烈，最后成了妇女们的一项必修课了，在清朝，因为脚缠得好而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中国的大老爷们对于小脚的喜爱是与他们的性心理有关的。清朝的统治者是在马背上得的天下，为了保存自己的优良传统，当朝的政府其实是禁止缠足的，因为这不利于他们行军打战，清政府曾明确规定，八旗子弟不得缠足，缠足的女人不得入宫，可是这禁令没用，屡禁不止，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糊涂算了。林语堂先生还曾专门写了一篇赞美小脚的文章（我一看到这篇文章，就想将他先生两字去掉）来鼓吹小脚之美。而妇女们的身心健康与人文自由就在那一部部烈女传，一座座贞洁牌坊，一双双小脚中被欺凌，被阉割殆尽。

纵观历史，妇女们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但是真正对妇女进行从心灵到身体全面的残害的，却是宋朝以后的事。这种残害，尤以明清为甚，清朝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但在这之前，妇女们还是有一点点可怜的自由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历史，才能对一些事情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