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完余秋雨先生的《脆弱的都城》，心里很是不安。脑海里尽是昔日渤海国的断壁残垣，庞贝城和吴哥窟海市蜃楼般地若隐若现。繁华与荒漠在历史烟尘里互相交错，神志渐渐模糊，看见繁华就想到荒漠，看见荒漠就联想到繁华。见一座摩天楼傲然矗立，便忧心忡忡，担心大厦将倾；见一座繁华的大都市拔地而起，不但没产生激情，反而联想到它许多年之后瓦砾遍地的废墟；甚至，看见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幼儿园里蹦蹦跳跳，也依稀映出她们几十年后蹒跚的背影。

我很是纳闷，好端端一个豁达之人，怎么就莫名地开始杞人忧天了呢？

一座繁华的都市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难怪会引起余秋雨的好奇和关注。一个王朝覆灭了，昔日的繁荣变成荒漠，万众拥戴的君主沦落为乞丐。从此，高尚和卑劣不再区分，富贵与贫贱顿时混淆。尘世间的恩恩怨怨，被亡国之君的一声长叹震颤出九霄云外。

我们不必去查阅庞贝城和吴哥窟消失的真正原因了，因为那是考古学家的事情。我们知道，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五十四秒，一座城市在我们的版图上消失了，事实的残酷足以叫我们目瞪口呆。唐山城在顷刻间变成了废墟，不仅埋葬了二十四万颗哭泣的灵魂，而且毁灭了唐山人千年的梦幻，人类历史上从此多了一页惨烈和悲壮。

当我看见今天的新唐山已跃然而起的时候，心里又是一阵忐忑不安。因为在我惯有的思维里，繁华离荒漠很近，荒漠离繁华不远。

于是我忙不迭地翻阅地方史志，惟恐在自己的脚底下踩出个恐怖的废墟来。

二

在我的家乡苍山县,的确有一座废墟。据《通志氏族略》引《世本》记述，四千一百八十年前，少康中兴夏室后，封次子曲烈于“鄫”，建立鄫国（辖山东省苍山县与枣庄市东部）。曲烈开疆拓土，筑城造郭，开创了一片惊天伟业。鄫子国历经夏、商、周三朝，走过一千五百七十七个春秋。直到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已经弱不禁风的鄫国终于被觊觎已久的莒国所灭。

鄫国故城遗址被历史的烟尘吹落在秀丽的文峰山脚下，为了能一睹遗址全貌，我阔步登上文峰山顶峰。

文峰山古柏参天，怪石嶙峋。在古藤绕槐、阴森可怖的山坳间穿行，立刻迷失在历史的烟霭中。目睹了鲁国大夫季文子亲手栽种的千年白果树，瞻仰了汉朝宰相匡衡凿壁偷光的旧居。站在望海阁上，俯视东南祼露着青石长条垒砌的古城建筑房基，城垣已坍塌殆尽，爬藤植物下面隐藏的高大城墙还依稀可辩，古城轮廓一览无余。

烟雾缭绕的废墟上，笼罩着远古的沧桑。我仿佛漫步在鄫国都城的闹市上，与商家游客们擦肩而过。

公元前567年，群雄逐鹿，战争迭起。一个北风凛冽的傍晚，强悍的莒国士兵在一片冲杀声中攻破鄫国城墙，鄫国君主时泰被俘。太子巫怀着亡国之痛开始了他居无定所的颠沛生活。逃亡那天，太子巫惊魂未定，沿文峰山东坡一口气跑到山顶，回头看一眼火光冲天的宫殿，痛心疾首。昔日的荣耀变成耻辱，站在寒风中的太子巫，似乎听见开国皇帝曲列的阵阵怒骂。太子巫忍着国破和家亡的痛楚，在惊慌失措中告别了他眷恋的家园。

朝代的更迭过程是惊心动魄的，不惜以人类的自我毁灭为代价。一个王朝覆灭了，一座废墟便应运而生。废墟是朝代更迭的见证；废墟是历史文化的沉淀；废墟是亡国之君的梦幻。

开国皇帝各有各的辉煌，而亡国之君的命运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我们看看南唐后主李煜的亡国之痛是怎么撕心裂肺的。

宋开宝七年（９７４年），宋兵南下攻金陵，同年十一月城破，后主李煜被俘至汴京，赵匡胤封其违命侯。这位唐后主一夜之间完成了从皇帝到囚徒的历史性角色的转变，皇威不再浩荡，人格得以扭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李煜整天沉迷在昔日的醉生梦死里不能自拔。他在《虞美人》里写到：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李煜四十一岁生日，赵匡胤嫌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将其毒死。没想到《虞美人》竟成了李煜的绝命之笔。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怎么收拾南唐后主的，一百八十三年后，他的后人赵桓也得到了一个同样的下场。

宣和七年(1125年)，北宋末代皇帝赵桓与其父徽宗被金兵俘掳，囚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赵桓在万里雪飘的五国城悲痛欲绝，站在寒风刺骨的草房里望断南天。饥寒交迫中，他战战兢兢地学着南唐后主李煜的模样，挥一下沉重的笔，倾诉了亡国之痛：

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

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

更悲惨的不是北宋的赵桓，而是南宋的赵昺。赵昺被元兵追到了广东省江门的一个海岸上，眼前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身后是元朝的十万大军。可怜一个儿皇帝，被一片忠心的宰相陆秀夫硬是背在肩上，一步步走入大海。赵昺一开始还认为陆秀夫和自己在玩耍呢，一个巨浪卷来，就把这君臣二人无情地吞噬了，同时也吞噬了一个宋王朝。这一天是1279年3月19日，赵昺时年八岁。

三

相比此前所述的几位亡国之君，蜀国后主刘禅算是比较豁达的。公元263年，晋军包围了成都，刘禅见大势已去，主动献降。从而避免了一场血肉相拼。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刘禅如此慷慨，的确是一位大气的政治家。

同样是亡国之痛，刘禅表现了另一种忍辱负重的形式，他毅然决然地砸碎了自己心爱的金銮殿，换得了臣民的安居乐业。历史对这位仁厚的君主似乎作了不公正的评价，说他缺乏阳刚之气且昏庸无道，是扶不起的阿斗。我认为这是一些片面之辞。谁又能理解刘禅的良苦用心呢？这是忍痛割爱、更是大智若愚。谁说他不爱江山，可他更爱臣民。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那位刚愎自用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先生连一位民族英雄都算不上，历史对他的评价充其量算一位独裁统治者。与我们那位现在看起来有先见之明的蜀国后主相比，萨达姆就相形见绌了。

萨达姆把江山爱得如醉如痴，以至于不顾国破家亡。我们从电视镜头里亲眼看见他捍卫主权的那种镇定和从容，全世界的血性男人为之倾倒。正当人们为他的豪壮奔走相告的时候，我们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分明看见他从一个废弃的农场地窖里匍匐而出，匍匐得那样艰难那样无奈。他从总统府走向地窖，是向世人宣告一场游戏的结束。他给世人开了一个不小的国际玩笑，也着实叫布什总统在白宫里哭笑不得了好长一阵子。今天，巴格达的上空硝烟弥漫，大街上血流成河。我们除了对那位前总统抱以同情和怜悯以外，就只剩下愤怒了。

四

一个鲜红的政权为什么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恰如一个健康的人摆脱不了衰老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即将垂死的老人，他的肌体功能已经衰竭，对一切良药均产生抗体，当他完全丧失了免疫功能的时候，即使华佗在世也无力回天。由此我想到了一个民族的肌体，一旦被侵入病毒，就会引起多种并发症，到时候再强健的体魄也会被病魔侵蚀。一个人和一个民族一样，如何保持旺盛的青春活力和健壮的体魄，是生命力能否长久不衰的关键所在。

我们请扁鹊为历史把脉，诊断出一个个与蔡桓公同病相怜的末代王朝。先看看大明王朝是怎么病入膏肓的。

历史的镜头回放在三百六十年前北京的煤山上，崇祯皇帝乱发覆面，用一根细绳在一棵注定与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歪脖子槐树上自缢身亡。临死还振振有辞：“朕非亡国之君。”

一六四五年二月，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与之协商调吴三桂的军队入卫北京一事。吴襄向崇祯提出一百万两银子的军需要求。一百万两银子对于毕生俭朴的崇祯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崇祯为了这笔款子，多次向户部提出筹款一事，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油尽灯灭，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四十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严厉的责骂无计可施。而此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得惊人，他只知道向大臣们伸手，自己腰包的钱却一两也舍不得拿。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求崇祯拿出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他却向大臣们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是急了，也顾不得君臣之礼了，说社稷已危，须倾其所有。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始终装聋卖呆，最终没舍得拿出分文。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他宫内搜出的白银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

我实在不能理解，用一百万去赚取三千七百万的买卖是何等的划算，何况还搭配一座江山社稷呢？我只能断言，我们的这位崇祯皇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没入门。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崇祯皇帝为了筹措这一笔打仗钱，想着法子去集资。动员老丈人捐献十万，老丈人周奎也学着他的样子哭穷，说是家里仅有一万两，甚至在自家门前挂起了“此房紧急出售”的招牌，来证实自己的确没有钱。崇祯认为一万两不足起带头作用，说至少拿两万。周奎仍舍不得掏腰包，暗地里进宫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五千两，可就是这出自崇祯内帑的五千两银子，周奎只捐了三千两，余下的两千两成了他的外快。

如此荒唐的王朝不覆灭就出乎意外了，大明朝覆灭得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合情合理。踏崇祯皇帝覆辙的不仅前有古人而且后有来者。我由纳闷变成气愤，凭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怎么就迈不出由辉煌走向衰败的怪圈呢？

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各自站在历史的对岸上挥手遥望，有责怪也有愧疚。他们手里紧握着历史的接力棒，在黎明的起跑线上完成了迈向昏暗的赛跑。

没有悲剧的历史就难以悲壮，缺乏悲壮的历史就难以厚重。历史有裂痕，一如人生有诀别。没有诀别的人生就缺乏精彩，没有亡国之痛，就没有气象万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