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尔诺说：“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转之中国，余杰说：“经过类似‘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惨剧之后，写诗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认为个中原由，不外乎两个：
一是现时代缺少诗意的土壤。
如今世界是个物质和物欲横流的世界，是扼杀了诗意存在的土壤的。人们所有的精神文化都已物化为实实在在的金钱，困顿于钢筋水泥构筑的“鸽笼”里，禁锢了自己原本渴望自由飞翔的心灵。人们所有的感觉也早已被实存物质的死态所钝化，进而封闭了原本活泼泼、充满无限生机的梦想，甚至早已剔除了心中向往自由的那根弦，成为不全之体了。他们每天只是机械的、不搀杂丝毫感情的去上班、去交流、去吃饭、或者去旅游。然而工作已不再有激情，交流已不再有感情，吃饭已不再是享受，旅游已不再有欢愉，一切都是程序，电脑化的程序。他们只懂用金钱去包装自己，豪华轿车，豪华别墅，豪华服饰。他们外表富丽堂皇、温文尔雅；她们外表美仑美奂、娇柔可爱，但他们（她们）的心已死，如埃及的金字塔，外观虽是雄浑壮美，里面储藏的却是干尸，没有灵魂，永无心跳的干尸。而大概唯一的心跳就是于利的跟前，利是其复苏成人的灵药的。曹雪芹说：“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一语中地。不过我想连清之雪芹都已有如此论断，这利之存乎于心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是很有一段历史可考的。那么这人心在利之面前的钝化或是死亡都应是不足为奇的了。
然而除了这死心的逐利外，逐名亦是有之。逐名者想方设法去扬名立万。或是巴结迎奉；或是摇尾乞怜；或是裸露了自己于世人众目睽睽下；或是攻击漫骂别人于咬牙切齿中；或是奇装异服以吸引别人之眼球；或是自我虐待以博取他人之同情；或是大书特书颂扬之文字曰“奉献忠心”；或是大写特写痞侃之文章曰“躲避崇高”；或是为扰世而写忏悔之文却心无悔意；或是为避世而写随笔忆想却心存功名。但我总认为扬名只是手段，其目的仍在于利。所谓名利双收，名之在前利之在后便是以名而求利的最好佐证。
所以我说，在人非人、已非己、心无心、趣无趣的时代，是没有诗意产生的土壤的。譬如于炽热的火山口是决计不能生长青草和鲜花的。
二是诗人缺乏感悟苦难的心灵。
罗丹把人生存之目的分为三种：对爱情的渴望，对事业的渴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痛彻肺腑的怜悯。其中第三种是最为崇高的。又其中以诗人为最。然而现在的他们却是失去了这份崇高的感情的。他们有太多的人喜欢收到美丽的鲜花；喜欢得到幸福的爱情；喜欢拥有浪漫；甚至喜欢如上述般追逐名利。此时的诗人的心态是发生了改变的，是少了些责任，多了些功利的；是少了些严肃，多了些矫情的；是少了些现实，多了些幻想的；是少了些个性张扬，多了鞋风雅附庸的；是少了些仗义执言的悲苦之音，多了些歌舞生平的欣欣之乐的。这便是诗性的沦落和诗心的堕落，也便是中国自海子之后再无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之根本原因。因为把鲜血诗意化，意味着又一次的血流成河，是我所不能接受，亦是有良知之国人所不能接受；因为把屠杀诗意化，意味着又一次的卑鄙残杀，是我所不堪接受，亦是有激愤之国人所不堪接受。由此而论断，诗人没有了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也便是没有了诗的灵魂，是不配称之为诗人的。
然而，其实我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拒绝讴歌美丽的诗行存在的。只是对比于人类现实的苦难和生存环境的污浊，美丽、爱情和浪漫都是渺小的，是等而次之的。因为在中国一些被谎言包裹的现实已经不允许任何具有诗意的东西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真实尚未得到充分展现之前，如果刻意和矫情的去写诗，无疑是太过奢侈，太过让人不寒而栗的。
所以我决定从此不再写诗。因为在文学的殿堂里，诗歌是处于最高位置的，是最为精粹的文学形式。我怕自己因能力的欠缺或是对苦难黑暗的未有觉察或是觉察不够清醒而在本已污化的诗歌前进史上再添一笔污秽，使其更加的污浊。于是，我把杂文当作心中之箭，射出总有回音的，我以为。纵然其拔高不到如诗歌般精粹的层次，我心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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