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6、“助理”一词，近几年颇为流行。中央各部长助理、主任助理，省、市、县各级也都“助理”遍地。我这镇长助理，顾名思义，乃镇长的“左膀右臂”也。镇长办公会上，张镇长让我分管全镇的文化、教育、卫生工作；下乡包村，则分工在地处“五0五”国道边、交通便利的邹平村。扪心自问，郭书记、张镇长对我这个小小的“助理”实在是关怀周到、无微不至。而我却有愧于这一职位。我除了偶尔帮张镇长写写材料、总结什么的，其它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涉及。我最爱跑的、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镇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不仅是我分管的范围，而且那里有我小学时代的几位恩师。

因此，我经常在镇大院、中心小学、邹平村三点之间来往，一边开展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一边观察、收集活生生的材料，以求尽快给上级一个答复。省纪实何副书记屡示打电话我的顶头上司，指示我务必不露声色，小心从事，注意安全。我省城刚下来时，他曾亲自召见我，并我向出示了一份属“绝密”级别的有关资料，且反复强调此次下乡的重要性和隐蔽性。他严肃地说：“小杨，这次任务选择你来完成，我们是经过了多次研究才决定的，并报经了省委杜副书记同意。你年轻，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我们也想过，派其他同志去，但那样反而容易暴露目标，弄不好就会像前几次一样，毫无结果，无功而返。”

我正是怀着省里领导的重托，跟随省教委扶贫工作组一起下来的。

“扶贫”，省里作了明确要求，责令下乡干部尽可能地沉到第一线，尽可能地为当地干群带去一些新的东西。用组长姜培民同志的话说就是“有钱出钱，没钱出人”，出人就是出技术、出信息、出管理方法……他说：“我们都坐腻了机关，应当好好地锻炼一下，做些实实在在的具体事。”

我，下乡前，也曾动用了自己的某些社会关系，捎带了十万元的扶贫资金下乡。十万元，无异于杯水车薪。然而，资金一到位，各村的主要负责同志全部闻风而动。先是不断地纠缠张镇长，后来镇长发话说“资金是杨镇长带来的，当然由他说了算”。于是乎，我又成了大家的包围圈。我未料到的是，连我一向敬重的镇中心小学校长、我小学毕业时的班主任梁圣中居然也闻讯赶来，语调极诚恳地说：“杨超，给我们学校一部分吧。你看看，十多年了，学校还是你读书时的老样子。”老校长沉痛的神情，让我陡生一种怆然。

我不能拒绝老校长的造访，也不愿委屈了孩子们。

我把其中的绝大部分拨给了镇中心小学，替他们建起了一个标准的篮球场，又购买了数千册课外书籍，组建了一个小小图书馆。另一部分我给了邹平村造纸厂，缓解了那里的流动资金极度吃紧的不良现状。

由此，我获得了镇中心小学教师们的一致赞扬，同时获得了邹平村造纸厂姑娘们的刮目相看。

梁校长的社会地位连同他与张镇长的私人交往，在我的粘合与调度下，大大地提高了一步。曾经有几位年青教师当着我的面，措辞激烈地说：“以前张镇长经常扣压我们的教育附加费，梁校长对这当然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并表示了强劲的抗议。时间一长，梁校长的工作就常常受挫，别说他，就是我们，张镇长也看不顺眼。”至于张镇长与梁校长在其他问题上是否有过争执，教师们却三缄其口，一点风声也不肯透露。有位名叫刘燕的女教师却颇有胆识，她作为一痴迷的文学爱好者，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发表过不少文章，平素总喜爱利用业余时间，向我“请教”，要我传授所谓的文学“创作诀窍”。几次接触，她乘交谈的空余，泄露了有关张镇长刘东副镇长的一些情况。可她说的相当含蓄，相当的水到渠成，完全是一副闲谈的口吻。

她说：“张镇长挺风流的，也挺潇洒的，他艳福不浅哟。”

“是吗？”我表现出偌大的兴趣。

“怎么说呢？”她调皮地一笑，反问我，“如果我不说，可以吗？”

我怔了。眼前的这个刘燕与她在镇广播电播站做广播员的妹妹刘丽，在性格上确有天壤之别。姐姐年刚三十，却是非常的稳重成熟，似乎经历了沧海桑田；妹妹虽早已年过总角，却爱唱爱跳，说起话来言辞锋利，咄咄逼人。

我理解刘燕他们的处境。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都是如此么？信奉明哲保身，害怕言多必失，引火烧身。我宽容地说：“你不说，我不勉强。”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她仿佛触动了什么，重重地“唉”了一声，吱吱唔唔：“我们这些人，说了又有什么用呢？人微言轻，即使呐喊，同样无济于事。”

我凝视着她有些苍白的脸，盯着她眼角那几丝若有若无的鱼尾纹，心里有了一咱奇异的想法：她，是不是曾经碰撞过什么？是不是在个人的生活上受遭遇过什么创伤？不然，又为何这样的颓废和哀怨？

后来，她的同事证实了我对她的猜测。据学校几位女教员介绍，五年前，刘东副镇长曾与她谈地恋爱。开始，两人关系不错，出入时成双成对，大家也很艳羡，称是天造地设的“凤凰配”。谁知，一年过去，他们两人居然没有结合，反而匆匆地分手了。旁人都很惊奇，刘燕自己也不愿说是由于什么原故。也就从那时起，活泼开朗的刘燕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少语。

刘燕的奇特身世，引起了我的深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