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学与政治，向来是双胞胎，有着一体两面的关系。特别在中国的古代，这种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同时就是个文学家，而所有的文学家都以政治家自居。这个情况就是到了现代也不见得有什么改变。有例为证：连战访问大陆时，得知大陆的官员有个习惯，就是每到一处，必要题词，为了不闹笑话，他每晚和夫人一起研究诗词，着实的累了他老人家一回。从这点就可看出中国对政治官员文化修养的重视。

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有一段话说得颇有深意的。“文学与政治，向来就是很和睦的夫妻。文学以‘温柔敦厚’的态度，侍奉政治，有时也难免‘怨愤’几句。政治开始还尊重妻子，后来‘男子气’越来越足，变得霸道起来。”这句话很有点趣味，同时也很有点道理的。作为世界的四大文化发源地之一的中国，虽然历经战乱，可是却始终保留了民族的特质，成了唯一的文化没有断流的国家。而温和的气候，丰富的资源，也使得中国民族成了个信天不信神的民族，宗教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占主导地位，也从来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成为政治的主宰。宗教在中国，完全是政治的附庸。而中国统治者最终所选择的儒学，更使文学踏入了无限繁荣的殿堂，成为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上有一种有趣现象，那就是战乱越频繁，人的思想也越活跃。一部战国纷扰的历史，造就了中国无数伟大的哲学家。中国所有的哲学，几乎都是起源在这时期，而中国政治最终对儒学的选择，更使得儒家的一套统治了整个国民的精神。“学而优而仕”，成了文人最高的宗旨，“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成了中国文人不同层次的理想。“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所以小孩子一入学，就开始“三更灯火五更鸡”，总指望着有朝一日，一举成名。成名以后做什么？做官！·作了官就可以“立德，立功”，以“温柔敦厚”的姿态去侍奉政治。不过官场，向来就不是一个清白的地方，难免会在其中失足，仕途路绝，立德立功就成了泡影，只好转而从事文学，以“立言”自慰了，这时的文学，就颇有点怨妇的滋味了。试看屈原，曹植，白居易，哪个不是这样呢？因为失败，所以就写文章发政治的牢骚。杜甫有一句名言说：“文章憎命达”，可说深得其中的三味。“命不达”，政治理想得不到施展，只好去作文章，以“立言”来宽慰自己一下，“命达”了，则要显耀一下自己的才华，时不时的向皇帝老儿上上书，谈谈治国安邦的大策。所以说，在中国的古代，大凡政治家，都是成功的文学家，而文学家，多为失败的政治家。这样，文学的灵魂与政治的灵魂，紧紧的纠缠在一起，使中国的文学染上了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说，中国的文学史几乎就是中国的政治史，而中国的政治史也带有极强的文学色彩。但正是这些文学家们强烈的入世思想，使得中国的文学承担了记载历史，反思人类的重任。二十四史，史史是文学精品，由此也可见一斑。而中国政治的文学情结，使得这个古老的国度虽历经苍桑，却愈见鲜亮，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纵观现今的文坛，无病呻吟者极多，大概是日子过得太好的缘故，日子过得太好，往往使人们没有精力去思考一些问题，因为眼前的景色就让我们目不暇接了，哪里还有时间去想那些，我不知这是文学的悲哀还是文学的幸运。还有一种观点在现在极有代表性。那就是政治是庸俗的，文学是纯洁的，将文学和政治搅在一起是将文学庸俗化。如果前一种态度不知是文学的幸或不幸，后一种观点却绝对是文学的悲哀！这种观点是对政治的曲解，政治不是政客，政治是我们每个国民都必须肩负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之所以有五千年璀灿的文明，正是因为我们古代文学家们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对政治的近乎狂热的热情，他们也许有时只是个怨妇，但他们殷切的话语，造就了中国文学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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