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过量饮酒之后，由于神经麻醉，不由自主地耍酒疯、露丑态、胡言乱语，这本来是被作为笑料看待的。似乎这种“醉”说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和使用价值。然而，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有的人却“化腐朽为神奇”，借“醉”而说，在特定的环境下，把它变成了一种“舌战”的武器。

1936年正值抗日战争之际，蒋介石派他的侍从晏道纲到“东北军”任参谋长，实际上是当“监军”，督促“剿共”的，他俨然以蒋的化身自居，趾高气扬。对此，东北军将领深为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一次在晏出度的宴会上，正当大家举杯畅饮之际，忽见东北军某军长王明哲连吐两口酒，把酒杯往身后一掷，前仰后合，身子晃荡不止，他扶着桌子，一副醉态，推开搀他的人，醉熏熏地发表起来“演讲”来：“不要拉我，让我讲两句……我们的老家在东北，被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以为委员长能领导我们打回老家去，我们从东北到华北到华北、华中，这次又到西北，辗转数万里，无非是想实现打回老家的愿望！谁想，到陕西打仗，损失得不到补充，牺牲的官兵和家属得不到抚恤，阵亡的遗族，流落西安，一点救济办法都没有。张副司令（张学良）的处境更使人伤心，他毎月的收支少的可怜……真令人伤悲啊……”说着嚎啕大哭，满面泪流。在座的东北军将领无不悲痛，而晏道纲坐在席位上极其尴尬，不知所措。

在回家的路上，王明哲问随从：“你看我这出戏，演得怎样？”随从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他的用心。

原来，王明哲根本没有喝醉，他是在借酒耍酒疯，说话给晏道纲听的。他把东北军想打回老家的心里话，把对蒋介石不抗日、反而借“剿共”消灭异已的强烈不满，和对前途的担忧，声泪俱下地发泄出来。而这些话，在当时国民党法西斯的统治下，是绝不敢公开散布的。然而在酒席上，以这种方式说了出来，对方也无可奈何。可见，这种“借酒态，说真话”的“醉”说法，是一种特殊的、机智的语言表达方式。

这种所谓的“醉”说有很明显的特点。

第一是“假戏真做”。

肚里有话本该直接明说，当面锣对面鼓地交涉一番。但是迫于客观环境，只能寻觅一种既能把话说出来，又不致把关系搞僵，使自己受到危害的万全之策。而“醉”说，正是这种“攻防兼备”的说话方式，它以“醉态”掩护，以“醉态”出击。面对满座宾朋，视同路人不管不顾，把满腹牢骚，连珠炮似地打出来，使对方无言以对。这种表面上痴疯失态的胡说，实际上是“隐真出假”的严肃交锋。这正是“醉”说的妙处。不过戏要做得象，露了马脚就会弄巧成拙。

第二是言词“乱中有序”。

“醉”说，因是有准备的清醒发言，所以语句乱中有序，决不是真醉状态的语无伦次、胡言乱语。在讲话内容上，简明扼要，充满感情，或直抒胸臆，或陈述事实，或揭露矛盾，虽然穿插述语、叹词之类，但不闪烁其辞，话锋集中，往往说得比正常情况下要尖锐、透骨，甚至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把对方置于有口难辩的尴尬境地。

“醉”说，是人际关系复杂尖锐时的产物。今天，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果运用得当，也会收到一定效果。

国庆假期鄙人出游到一个偏僻的山乡，就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位年轻的干部现在把这个山乡制理得有模有样，半年前他刚被派到这个山乡当乡长时。这里原班子中的一些干部拉帮结伙，谋取私利，不关心群众疾苦，心思不在工作上。乡长虽然掌握了一些情况，但初来乍到，又是新干部，不便当面摆明，心中十分苦恼。一场暴风雨之后，乡长目睹严重灾情和群众疾苦，激起了极大义愤，决心借这次救灾打开局面。回到乡里，他便喝了一瓶酒（实际上掺了水），喝得酩酊大“醉”，光着上半身，穿着短裤，挥着木棍，在地里狂呼乱舞，“演说”起来：

“哈哈，老百姓受的就是官苦！你却躲在屋里，老百姓喂个猪也能杀肉吃，喂你有啥求益？统统都给我下去！”

他用掍子捅开一个干部的屋门，喝叫道：“你站在屋里装死哩，穆挂英53岁还能上阵呢。你腰疼？疼个鸟！上个月乡里分鱼自己下河逮鱼，你有腰疼不去吗？你逮得比谁都多！你的腰在屋里叫老婆搂着哩？今天不下去，说什么也不可以！”

一位副书纪来拉他，他瞪着眼，哈哈大笑：“来将何人？好一个潘仁美，你明铺夜盖嫖亲家母，还向人家要东西做家俱，怕大家揭发你，你就拉帮结伙……该当何罪？”

平时，拐九十九道弯都不好意思说和话，顷刻之间全都说破。心里有鬼的干部见乡长掌握了底细，哪里还敢对抗，赶快乖乖地下村救灾去了。

这是巧妙地运用“醉”说的一个好例。当然，这种方法并不高明，毕竟是一种消极的方法。不过在特定的环境下，特别是在缺少民主的地方，审时度势地运用一下，也未尝不可。

总之鄙人是在这两个小故事中有所收获了。

你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