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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的后羿是一位夏时的君王，以善射著称于世。但其精妙绝伦的神技并未能在战场上得到充分的施展，反倒因为贪逸游猎而失去了家国。在神话传说中他的出生和活跃年代则上溯至了“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尧时代。“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如果说后羿射日也是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理想的释放，那么他的生活年代的从存在着残酷剥削制度的奴隶制时代改动而为倡行大同理想和禅让制的尧这一伟大时代更有助于凸现这一特征。

为了更丰满地塑造这一英雄形象，传说中还同时出现了六只凶兽乘机兴风作浪，残害百姓。这六只凶兽分别是凿齿、九婴、大风、猰貐、修蛇和封豨。后羿征得尧的同意（这使得后羿的英雄壮举不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代表了一种人民的意志）挺身而出，为民除害。他只身赴南方的沼泽射杀了凿齿，驰驱于北方的凶水诱杀了九婴，埋伏于东方的青丘之泽除掉了大风。

最为著名而后人所称道的莫过于他的射下九个太阳了。前人在不同的著作中有不同的表述，在有的著述中这十个太阳被演绎成了东方天帝的十个儿子。在古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太阳不仅是可以追赶的，如“夸父追日”就生动地表达了一种不惧艰难困苦、勇往直前、宁愿牺牲生命也要达到目的的英雄气概；而且也是可以射杀的，当十个太阳疯狂地向大地喷吐着火焰，顿时天空烈焰腾腾，山岩迸开道道裂缝，江河热得滚烫滚烫的，庄稼被烧焦，草木被烤死，老百姓无以谋生，度日如年……当是时也，即使这十个太阳贵为东方天帝之子，也在不除不足以平民愤，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里不再象古希腊神话及古罗马神话那样由神决定和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在这一类的神话传说中）在神的意志面前似乎人类的任何努力都是无益的和徒劳的；正相反古中国的神话所表现的正是人类不惜与天奋斗，与神奋斗，以争取让我们人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也即“人定胜天”。至此，后羿所创造的功业可以说达到了其光辉的顶点。难能可贵的是后羿并没有停止其为民请命的神圣职责，继续马不停蹄地去收拾剩下的三只凶兽：“上射九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伏封豨于野”。后羿射日的传说集中体现了一位远古英雄的光辉形象。

“嫦娥奔月”也有着诸多不同的版本，人们也尽可以作不同的解读。有一个细节却不应该为我们所轻忽：当后羿发现“嫦娥奔月”后也曾试图弯弓搭箭将月亮射下来。偏偏此时神弓却失去了以往的威力，箭矢并没能射多高就掉落下来。后羿只能是仰天嗟叹而已。或许当他以一已之私而射月之时，神弓自然会失去其非凡的功力了。总之这一悲剧是注定的，不应人力而改变。岂独“射日易”而“射月难”呼？

后羿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占据着十分独特的地位。在射日的英雄壮举中他与太阳是密不可分的因素，奔月又使得他与月亮发生了不可或缺的关联性。此二者“珠联璧合”完整地烘托出了一场塞乎于天地之间的悲剧。因此但凡写到后羿，仅涉猎及“射日”或仅言及“奔月”都会给人以遗珠抱缺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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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应当有着我们民族的内容和特点。即使是十四行诗，也不妨放胆将其“中国化”。在这方面，笔者无疑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尝试，自谓是成功的。

写诗，我意以为并不一定非得千军万马过“现代派”的独木桥不可，这实质上是对诗歌的误解，是对诗歌发展的一种禁锢。

我始终认为中国诗有一个“中国化”的命题，只是在大陆见不到其阳光。当大陆深受种种左倾思潮的干扰之时，这一特点并没有得到充分地体现。待国门一开，西风东渐，中国诗便再也找不到北了，一些人除了　“言必称希腊”而外，难道竟再无存在之理由？如果他们使用的不是方块字，其诗与西方诗还有什么区别？这些诗究竟有多少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并不敢苟同这样就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成功。据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当大陆极左思想甚嚣尘上之时，台湾省的诗坛却劲吹着一股向民族、向乡土、向母体诗的回归运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来要寻找中国诗歌的根，并不能从奢求于当代大陆诗人，也许我们只能从一部分台湾诗人的著作中寻找到某种慰藉。我是坚信这种“龙族文化”的，我们也要响亮地“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我们的诗要寻根，要回归！

3附诗

我想起昔日那位旷世英雄

我想起昔日的那位旷世英雄，

他本可枕石漱流安居苑囿圣境，

但为了澄清四极八荒，甘愿——

沦落下域，拯救一方芸芸众生。

他拔山扛鼎，掣雷裂电，叱咤风云，

独步之神技,百步穿杨，国士无双:

出南泽，没北水，赴东丘，为民请命；

斩猰貐，断修蛇，服封豨，所向披靡。

在少女们心目中，他享有崇高声誉，

绝代有佳人，痴心相慕，不惜生命。

只可叹中国的神话，常流传悲剧，

哎，凄恻恻炮制又一幕天地别分。

他在湖畔弯弓搭箭，射下九个太阳，

却射不下那轮明月，令它驻留心房。

本文已被编辑[漠孤寒]于2005-10-5　13:27:39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