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编一部诗集之前，曾在一部2002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中读到了美国当代评论家、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厄湾加州大学教授j·希利斯·米勒的论文《论文学的权威性》，我非常赞同他经过研究大量诗作得出的一个基本假设：

“诗歌的权威性并不是来自于这首诗的词句，也不是来自于诗人内含的创造性的力量，而是源自诗歌用词句准确地对一个先在的、来自天上的现实的再现，但只有这些词句，才能为别的人开辟出通向那里的道路。诗人并没有“杜撰”任何东西。他或者她只是做了一种准确的描述。诗人成了一面观看的镜子，不通过它就再也没有办法见到那个未知的、不可知的世界。”

读完了这篇长达万言的论文，那时，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启示，我编完了这个集子再去读《论文学的权威性》时，再一次受到鼓舞和启示。对于文学（诗）的热爱更加深入，可以说不仅深入到我的血肉，而且深入到我的生命的每一个元素。虽然我已出过两部诗集，我以为那不是终结。诗，像我每天心脏中涌出的血液一样一直喷涌而出。或许这些都不能成为我写作的理由。从古典的诗论家哲人柏拉图、贺拉斯、锡德尼到当代的米勒等等，他们都认为诗是成功的“模仿”，“诗人”是一种长着轻飘的羽翼的神圣的东西，是成为一面观看的镜子。最后目的是“引导我们，吸引我们，去到达一种我们这样带着惰性的为其泥质的居宅染污了的灵魂，所能够达到的尽可能高的完美。”(锡德尼语)而尼采把这种美丽的需求叫做人类“形而上的需要”。基于这么多的理由，我不得不把我的精神世界心灵的孩子——诗——奉献出来，无论人们的需求、口味如何。正如米勒说的那样：“如果你现在正在忙着看电影或者是电视，在电脑上玩游戏或者是在因特网上玩冲浪，你在同一个时间就不可能捧读莎士比亚。”但是对于我来说，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因为我的诗，没有丝毫的功利在里边，以为雪莱的“诗人是世界未被认可的立法者。”是诗人的精神支柱。

语言，思想，节奏，结构等等这些诗歌的基本组成，那一个都非常重要而完美，最终归结为一点，诗，是诗人自由运用语言的幻想和思想，是诗人自己独特生活和心灵经验的传达。无以置疑，语言成为诗歌的初始和终结。基于语言这个基本的人类的思考世界和人类本身的方法，我自由地驾驭着它——这个古老而又新鲜的飞行器——翱翔，无论在广阔无际的蓝天、草原，深褐色的耕地，美丽多姿气象万千的山河风光，还是对生活中的真假、善恶、美丑以及心灵的颤动，精神的至高无上，以至于对于生命的激情澎湃和结束生命的恐惧，通过这些富有生命色彩的文字语言，诗便成为生命体验的偶像。

虽然我写作的诗歌大都是与我生活和心灵经验有关的事实、事件的“模仿”，虽然达不到大师们那样的魔幻神奇，可我的心自由飞翔了，起码在语言里，我的“轻飘的羽翼”扇动起来了、翩翩起舞起来了。

我的这个集子与《白刃柔情》《绿草锋芒》没有什么两样，虽然角度和时间有了变化，可我心依然灵动。深刻和力量成为心灵的活力，热爱和真实是我心灵的动因，亲情和家园是我心灵的归宿，所以这个心灵为主题的集子，是我心灵的再现。

在我向世人袒露心灵的过程中，有那么多的大师陪伴着，伴我左右，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中国的、外国的……他们最浅显地给我提供了一个为了创造超越自己世界的线索。（大江健三郎《语言与文体眼与观照》）然而，最为直接的是大地上那些精神大师，对我的喂养。“为人民大众”这一最为深刻的理念，成为我精神飞翔的目的所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