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告诉我,军文最近吃上“低保”了,我听了后很有一些感慨。
军文是我干调车组的时候的一个徒弟,上第一个班不到两小时,他嚷叫自己肚子痛就回家了;第二个班是夜半,到了后半夜军文嚷叫着自己没有把棉鞋穿上脚冻,就又回去了;第三个班,军文说自己家里有点事就又提前下班回家了。半年的学徒期,军文实际上班的时间还不到四个月,出徒单独定岗后,军文勉勉强强又上了半年的班之后就不来上班了。
我上军文的家去见了军文的父母,军文的父亲是一位机关干部,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父母都十分痛爱军文,说军文从小就没有吃过苦,调车组工作辛苦、危险;军文说啥也不愿意干铁路这一行。不久,军文就凭父亲的关系,调到南方一个风景秀丽,气候温和的大城市去做了一份舒适的工作。几年后,军文的父亲退休了,军文与妻子也双双下岗了。军文带着妻子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十几年来,军文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
我还有一位师傅,是一位老铁路的子弟。在调车组的岗位上干了十年,师傅带我的时候是单身,与我同住一个宿舍,说心理话,我是很有点小瞧师傅的,因为师傅是下过乡的被耽误的一代,双手写不好一个“8”字,还经常拿着“规章”问我不认识的字。师傅从制动员、连接员、调车长一步一步干起,后来又干上了调车区长、调度员、调车指导,我对师傅的敬业精神却是十分敬佩的。年年出满勤,就连班前休息都是认认真真。没有听说过他对工作的怨言,也没有听说过他“大展宏图”的言语。5年前我的师傅又干上了车间主任,起初,我想不通,当我打听到徒弟军文的一切消息后,我才逐渐地明白,两种心态,决定了两个人的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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