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离家,在外工作多年,走过许多地方,听过许多方言,唯一不变的是对家乡方言的亲切,对家乡人的亲热。
当兵之前没出过门,讲的是一口地地道道的家乡土话,我们荆州人在“子”后面有一个弹舌音,如在说“帽子”、“凳子”的时候,夹杂着很重的弹舌音,为些,没少受战友们的嘲笑,还有的人恶作剧地学说我们的方言,弄得我好不尴尬。无奈之下,只好憋着嗓子学说普通话,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普通话,只是那种去掉了方言尾巴的、带着浓重的地方方言的“普通话”。
记得是在当兵的第二年,我考上了军校,拿着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回家去报喜。走在荆州城的大街上,听到后面有人讲话,猛然一听,好象是我熟悉的人的声音,不自禁地回过头去看。那人当然不是,那时的我在荆州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是没走几步,又听到了那种熟悉的口音,又以为是我们村的人在说话,又一次回过头去,失望之余,才知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乡音了。
在郑州上学,没有一个乡党,整天和一帮东北佬混在一起,跟着他们学说东北话;闲来无事,一个人跑到菜市场听贩夫走卒们说河南话,那感觉就像听河南豫剧一样,可以还是免费的;当时觉得最难听的是江浙人讲话,一个大男人讲话时拿腔捏调的,太娘娘腔,可是有一天,我们班一个浙江同学的女朋友来了,第一次听到女孩子讲正宗的江浙话,那真是燕语莺啼,既清脆,又婉转,十分好听,一有机会,我就凑到他们那里,只是想听她说话,同学们还以为我有什么不良企图呢。在郑州的三年里,我被淹没在全国各地的方言中,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乡音。
在北方的冬天,每个星期可以泡一次澡,是那种很大的公共澡池,男人们脱得赤条条地,在热水中泡上个把小时,可以洗净全身的污垢。有一天,我正在池中泡着,忽然听到旁边的一个男人说着我熟悉的方言,就如我在荆州城里听到的一样,惊诧之余,感到无比的亲切。一种本能,我毫不思索地用家乡话和他攀谈起来。一问之下,才知他是我们学院的教员,老家在荆州城西门边上,从学院毕业后留下来教书。第二天,他找到了我的宿舍,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以后的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喊我去玩,不为别的,只为能和我用家乡话交谈。为我毕业留校的事,他自告奋勇地找了不少人,费了不少力,甚至暗示可以把他的姨妹介绍给我,想让我留校。但我觉得不能忍受北方的寒冷,不能适应北方的饮食习惯而拒绝了他的好意,执意回到了南方。
在军营里生活,我们都说着一种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以便与大家交流。记得当排长时,我的班长用正宗的荆州土话开班务会,听得一帮广东广西的兵云里雾里,一楞一楞的,我只好当翻译官,一句句地解释,当时就勒令他以后学讲普通话。这件事流传开来,成了我们荆州人的一句名言,他当时的原话是:“莫儿早上,把门角脑妮偷搞林干,把单批子扯撑吐。”以后老乡聚会,只要他在场,这句话我们是必定要当笑话说的。
为党国奉献了十六年的青春,转业回到了家乡,终于可以大声地、毫无顾忌地用自己的乡音去说话,不必担心人家听不听得懂,这也是一种自由和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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