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苦孩子”成了人民的“坏孩子”、“罪孩子”！8月25日，曾自我标榜为“平民市长”的原兰州市市长张玉舜因受贿而走上了法庭的被告席，接受人民的庄严审判。他在为自己的腐败行为进行小结时，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一大篇“放松政治学习和人生观的改造，没有树立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环境下经不起考验，在金钱和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的贪官“套话”外，还将自己堕落的原因归结为所谓的“59现象”（8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

一段时期以来，“59现象”成了一个十分时髦的名词。此话是针对接近离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中，有的人感到自己快要退下来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认为应该在卸任之前抓紧捞一把，不然就没机会了，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邪路这一现象的概括。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39现象”，说什么39岁是人生的一大关口，基层干部中能提拔上去的就上去了，提拔不了的就会思想生变，反正仕途经济就这么着了，不如伸手捞点外快算了。再后来有更年轻的贪官出现，且贪得惊天动地，于是又有人归结出什么“26现象”，说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中有的人一掌权就大贪猛贿，是对法律的无知，是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教育缺失的结果，等等。

我们不否认生活中确实有要退休的领导干部眼看着“船到码头车到站”，而产生“此刻不捞，更待何时”的心理并放胆实践的事实，我们同样不否认有40岁左右的中年干部因提拔无望而走上歧途，但将这些归结成什么“59现象”、“39现象”的腐败“年龄说”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人想搞腐败并能搞得成腐败，跟年龄是没有必然的关联的。所谓的腐败“年龄说”，在成为贪官们的托词的同时，经过媒体的炒作，用现象盖住了本质，仿佛这些人贪赃纳贿，是因为要退休了，没提拔希望了。其实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些“59”、“39”官员们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为什么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的想法？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过：“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他比个人更可取。”一个人的腐败行为轻易得逞，是权力的“兽性”发作而又没有足够的排除兽性的“理性”的制约和束缚的缘故，即阿克顿说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只要手中有权，又无人监督，纪律松弛，又漏洞百出，那么，不论在哪个年龄段都会有成批贪官涌现。“26现象”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其实放眼看看，所谓的“59现象”、“39现象”能有多大的代表性？哪个年龄段上的贪官污吏不是摩肩接踵前赴后继？不思考问题的实质，醉心于玩这些统计学上的“噱头”，除了误导大众糊弄百姓，能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让我们用更多的精力去思考：为什么一个人动了贪污受贿的邪念后，就那么容易得逞？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让想贪想贿的急得断肠也贪不到，不敢贿，这才是治本之道。至于那些花里胡哨的“59现象”、“39现象”的时髦词汇，则让它们统统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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