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关无关的话

有十多年了吧，湘西的名字在地图上闪亮且有热度，许多文字纷纷涌来，把她装扮成外面的人们眼中的美丽和神秘。而我，一个她的背叛者和永远的守望者。在我的心里，她怀中每一座石头筑起的小城，每一个木屋连成的小村，都是一双眼睛，纯净，明澈，温柔，只在最深处垒积着千年的期盼和伤痛，从不向人宣示。

而今，南方浑浊的天空下，隔着千山外的千山，烟雨后的烟雨，我依然害怕碰触那目光，怕它洞穿我脆弱的心脏。我只能用破碎而无色彩的文字，打捞出一些没有被岁月洪荒冲走的记忆，小心恭敬地叠放进心灵干净的一角，算是对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那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小点的小小村落的一种赎罪。

二　向老母鸡致敬

似乎是前年吧，看了一则电视新闻。那新闻里，记者采访一位村党支部书记，问他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为群众做实事做好事。那支部书记说，老百姓用粮食养老母鸡，老母鸡知道下蛋让老百姓换油盐钱。老百姓拿血汗钱养着我们这些官，我们不为他们做点事，不是连老母鸡也不如吗？

那支部书记的话让我一直感动到现在。

于是，随着那位支部书记有些儿苍老缓慢的声音节奏，远远的群山，群山拥围着的小小村落，那些古旧低矮的木屋，都一齐徐徐地走到我的面前。

于是，就想起小时候上学那些年的情景。那些年哎……家中的粮食实在太珍贵，但母亲想尽办法总要侍弄几只母鸡。有母鸡就有蛋，有蛋就不会连盐也吃不上，有蛋在学校里苦熬的我就会有偶尔的心理喜悦和口舌肠胃的满足。那样艰难的日子，在镇上读书时，我吃水煮鸡蛋吃到呕吐，说出来有谁会信？

初中毕业，我考上高中。上高中，于我们那个蜷缩在大山深处的小小村子，是件了不得的事。可拿到通知书时我就打定主意不读了，因为学费要20多块。20多块是怎样的多，我脑中几乎没有概念，只知道我家交不起。我在母亲手巾包里见到的最大的钞票是2圆，最多的钱是5圆3角（绝对准确）。再说，公社分给大队的一个公家助学指标给了大队会计的儿子，对这个我当然不抱希望。然而开学前一天晚上，母亲找出我一套压箱底的衣服，放到背篓里，打开她的手巾包（那手巾上用粉红丝线绣着一枝桃花，很漂亮），给我25块钱，叫我明天去上学。母亲说，家中4只老母鸡全卖了，还有两年积攒的几十个鸡蛋。当时我只差跳起来喊，老母鸡万岁！

如今，每当我捧起书，闻着草木和油墨混合的香味，总要心里喊一声，老母鸡啊，我向你致敬！

我上高中后不到半年，家里仅剩的两只小母鸡也没能保住，让母亲煮给我二叔吃了。二叔那时当大队长，做官做得像电视里那位支部书记。唯一不同的是，二叔那时是没有工资拿的，人又死脑筋（我二婶经常骂他的话），当大队长自然不能把穷家当成富家，小时候就有的肺结核长期不能打针吃药弄得日重一日。那年初夏大旱，出门就觉得山上山下冒热烟，稻田都渴得张着可怕的大嘴，全村男女老少大桶小桶锅碗瓢盆齐上阵大抗旱。皮包骨头的二叔仍然强撑着跑在前头，半个月下来就吐血倒下。我母亲是长嫂如母，想尽办法无效后，不得已拿出了刚开始下蛋的两只母鸡。只是，两只母鸡拖不住西去的二叔。

二叔下葬的那天下午，人散后，我坐在坟边，想那两只母鸡曾经给我的快乐，想二叔带我上山时给我讲的那些鬼怪和狐狸的故事。想着想着，老天就下雨了，雨网织啊织的就把我织在中央，天地间就我一个人。不知在什么地方，两只母鸡咕咕咕地叫我。二叔的话在耳边响着，好生读书啊，长大了，娶一个城里女子做堂客，那些城里女子都狐狸精一样好看呢。

三　我的枪战片情结

小时候喜欢看战斗故事片，成年后直到现在，一直喜欢看枪战片。喜欢看那些英雄，挥动手中刀枪，在重重邪恶的包围中用淋漓的鲜血杀出正义的坦途；在无边黑暗的笼罩中，用满腔的怒火杀出希望的光亮。

于是，就有了一个英雄梦。

但是不幸，生在穷乡僻壤。大山围困的小小村落离英雄太远，离可以过把英雄瘾的电影也太远。山外的镇上也没有电影院，就只公社有台小小放映机。每隔些日子，电影总是要放几场的，多是革命战争题材，那时就叫战斗故事片。那是个通信很不发达的年代，但公社放电影的消息几乎每次都在半天之内，传遍周围的村村寨寨，想来真是奇迹。于是，夜幕笼罩之中，缺月繁星之下，一支支松明子燃起的火把逸出大山的缺口，汇集到通往镇上的大路，蜿蜒成一条光的长龙，走向幼小心灵中神奇的战斗故事片。

那条长龙在我心中蜿蜒了几十年。那是一条怎样的长龙呢，肃穆，又带几分骚动，固执地揪着你的心前行。如果，它也在你的心中蜿蜒过，相信你能深切地感到，文明，还有英雄，之于人有多大的诱惑！

（现在，小村的天空远了，南方的天穹下老是充满潮霉的气味。很热闹，其实很寂寞。战斗故事片早已逃离了孩子们的梦。我只好看流行的枪战片。不为赶潮，只为可以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悄悄地续我的英雄梦，过我的英雄瘾。

活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真寂寞——是谁说的呢？这么狂妄，又是这么实在，又是，这么地无奈和辛酸。）

四　那一个大旱的夏天

岁月锈蚀了记忆，那个连着三个月滴雨不下的夏天，究竟属于哪一年，我已弄不准确。只是小村里我家的旧屋，总在屋里屋外忙个不停的母亲，还有村头的那口古井，古井旁的那棵老榆树，岁月蚀不去，那么毒辣的太阳晒不白，是永远的剪影，固执地印在我的心窗上。

我家旧屋门前，是祖上留下的石板场地，大块的石板平平整整的。那个夏天，天已不是江南的天，不是随意挥洒烟雨的天。白天里白晃晃的太阳毒毒地烤炙着石板，细听准能听到石板痛苦的呻吟。幸好场地边缘是高高的瓜架，还能留下一片阴凉。入夜，山里吹来的风拂过瓜架，藤与叶都醮着月色，在石板上画着水墨的花鸟，灵动而有生气。这样的夜里，母亲忙完了一家子人和猪牛的事，总要在瓜架的阴凉下坐坐，消消暑热。我就趴在母亲的腿上，仰头从瓜架的空隙里看天上那些星星。星星神秘地笑；母亲手中的棕叶蒲扇轻轻地扇。笑着笑着，扇着扇着，我就做起梦来了。哦，似乎记起来了，那年我大概八岁。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夜深了，人静了，母亲要把我从梦的深处拉回来，陪她去挑水。古井在村口，离我家旧屋有一段距离，母亲一个人去，在人畜都熟睡的夜里，大约是有些怕。由于老天爷的极度吝啬，井已蓄不起水，出水处只嘀嘀哒哒地滴着。白天里老人小孩抢着取水，常有争执。我弱小，和别的小孩打过两架，都是我鼻青脸肿，母亲就不要我白天去取水了。

夜静得只有草丛里的虫子在吱吱唧唧地叫。我和母亲踩虫声的节奏去古井。井在一面山坡下，四围用大石块围成，石上长满油油的青苔。因为还有些水气的滋润吧，井边的草都是绿的，都还精神。井边的老榆树苍老着他的身影，我隐约能听得见他的叹息。头上的天是因为高而蓝，还是由于蓝而高，我想不明白。月亮有些偏西了，还是圆的，水一样的光洒了满地。远近有些若有若无的烟雾，都静静地一动不动。

把水桶放到井底，开始接那一点点下滴的水。接满两桶水，大约要一个多小时。两担水就要近三个小时了。水滴在桶里，叮咚，叮咚咚，节奏来了，韵律也有了，在寂静的夜里，清脆着一种低低的感伤的诉说。母亲坐在井边，熬不住一天的劳累，往往就睡去了。我靠在母亲的腿上，看远山，看月亮。

那样的夜，美丽，却又凄凉。

五　那座两层木楼的变迁

前年暑假回了一趟小村，那座一直记着念着的两层木楼已经不在了。原来的地基是近两亩大的稻田，稻子也没人种，蓬蓬勃勃地长满了野草。或者它已随我儿时所有的记忆，搬进了我心的园地住下，固执地，不肯走了。我立在荒烟蔓草间，听往日的书声在时间遥远的深处琅琅地回响。伴着这昔日的书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寂寞卷裹而来。一阵风过，我竟感到一阵冷意，这可是炎炎夏日的风啊！

我去拜访老师。老师教完我小学最后两年，曾站在这木楼的楼上，目送我们一群野性未脱的顽童走出大山的缺口，走向山外无边陌生的世界。

多年不见，老师真的是老了，五十岁不到的人竟然是十足的老太婆，头发全都花白，阳光下那丛杂的丝丝白色，是岁月触目惊心的实体累积；身子也瘦得不行，我能明显看出那身衣服内里的空荡。想想我们还是顽童的时候，老师在那木楼前一站，红润的笑脸绽开，长长的黑发抚摸轻柔的风，那漂亮，连春日里的红桃绿柳都要嫉妒得凋谢枯萎。

见到我来，老师笑了，一种受到莫大慰藉的开心。我问现在新的村小学在哪儿，有些迫不及待。老师的笑容敛了敛，说，我带你去看看吧。

村东头，一块小平地，一座小小的平房，黄泥和砖石架木头建成。老师说，这就是新的村小。墙上满是各种颜色的疮疤和斑点，像是这大山深处的日子在一天天地脱落老去。看看眼前已经苍老的老师，我有对着什么发出些声音的欲望，但环顾四下里，却又不知该对着什么，也就茫然地没有言语。

我走近那房子，从唯一的没有窗的窗户往里看，里面有些课桌，昏暗的光线里，不多不少，就五张。这么大个村子，四五十户人家啊，就五个孩子读书？我问老师。老师摇摇头，说我们这村有五个孩子就算不错了，后山两个村的村小没孩子，去年就拆了。这里，明年还有孩子来吗？老师在自言自语，一面没有声息地开了房子的门。

进来看看吧？老师说，像是在恳求我。进得门，见五张桌子分三排，第一排一张居中，后面两排，每排两张，齐整整的，桌面上干净得一丝灰尘都没有。黑板显是经多次擦拭，黑亮黑亮的。黑板下一张农家方桌作讲台，也是黑中透亮，干净得很。我吃惊，说，您每天都来擦拭？老师说，还不知道能擦多久呢？我酸楚，但也觉着眼前的光线一丝一丝地多起来，就如这些桌上的灰尘，在老师有些迟缓的手底下，一粒一粒地退去。

六　小村里最大的人物

20世纪70年代就如头顶的太阳，每天都烧得火红火红，逼人地热着。天空大角度地倾斜，与村子后的那面山坡在同一条平行线上。那面坡是村子割不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地是薄地，都种些瓜果蔬菜红薯玉米之类，它们忠实地把不多的营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输送给那些承担艰辛劳作的躯体，使他们可以继续做关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

村子里那时候我看不出做什么梦的只有一个人。大约有五六年吧，每一天下午太阳投下的丝线也倾斜得厉害时，他灰色的背影就晃动在那面坡上。我曾经在不是很远的距离上观察过他，他的那身灰色四口袋中山装天天不换，又总是很干净。他从一块收割过的地晃到另一块收割过的地，搜寻农人们收割后漏下的瓜果红薯玉米。他不靠劳动得食，我从没见过他劳作，但做起这种搜寻的事情来，他的那种细心和勤瑾，一个起早贪黑的农妇看到也会吃惊。不过，顺便说一下，他这人有个好处，就是从不光顾那些没有被收获过的地头。在当时村人的眼中，除了“右派”这个身份十分明确，他不是小偷，不是要饭的，更不是强盗。他什么也不是。

那个年月，农人们收自己地里的东西，总会像梳子梳头一般细致，地里产出的，哪怕是一枚辣椒也精贵。可是他的搜寻，每天都能出现奇迹。他寻到瓜果或者红薯或者玉米，用手使劲擦拭之后，大口大口地吃下，不剩一粒残渣。之后，他就坐在那块最大的石板上，看远处的山，或看高高的天，动也不动，下雨天也这样。我想，他定是在和山或者天说话，只是他说些什么，那个时候我太小，弄不懂。我敢肯定这一点，是因为我从没见过他和村里的哪个人说过话出过声，而人总是要说话的。当然，他也可能坐在那儿睁着眼睛做梦，梦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能略微推测的是，他的梦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是不会完全一样的。

天黑了好一阵后，村里镗镗的锣声打断他的说话或者做梦。他很自觉地站起来往村里走。站起来的时候他有没有轻轻地叹气呢，我没有听到过。他走到大队支书家的堂屋，对着神龛上贴着的大幅毛主[xi]像三鞠躬。他鞠躬时，上半身和地面已经平行，那神态绝对十二分地诚心。鞠完躬，早已等着的满屋子的大人们往他的脖子上挂一块很大的黑板。他也不出声，每一次都看不到他有什么不满的神色，只是因为承受重量，身体就弯成了鞠躬时的角度。黑板是从村小学的教室里拆来的，反正那时学校不是劳动就是开会，黑板也不怎么用得着，放在支书的堂屋还能起到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威慑作用，何乐不为呢。

挂完黑板后，大人们就大声地喊口号，都很愤怒的样子。有些人往他身上扔泥巴和小石子。有些人大声地说着过去自家的苦处，好像一切的苦都和他这类人有关联。他好像看不见眼前的人们，头尽量低下去，黑板已经挨在地上，他的脖子不需要承受重量了。大人们都专注于自己的愤怒，也没人去管他。

起初我看那种热闹场面觉得有趣，慢慢地，感觉支书这座全村最堂皇的木楼里，各种声音和愤怒膨胀得太厉害，随时都可能把这木楼胀得散了架，于是远远地坐在村边的一块石头上看。坐着看的时候，心里就特别希望支书那座楼真的散架了垮塌了。这恶毒的想法缘于支书的儿女们有大米饭吃（会计的儿女也是有的），而我和村里其他的孩子没有。当然，我一面想象支书的楼垮掉的情景，一面又想象自己的爹娘怎样从那里逃出来，或是我怎样在危急中去救自己的爹娘。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支书的楼并没有垮塌，热闹也照旧进行。我觉得无趣极了，便和一些同龄孩子到学校那边小操场玩捉迷藏，玩狼捉小羊。那边有那边的热闹，我们也沉浸于自己的喧哗，这喧哗是没有尘灰的空气的弥漫。我们的老师常站在学校的楼上看我们，微笑，或者叹息。老师的微笑或叹息都是寂寞的，但那时的我们不会感觉到。

我们被自己的喧哗卷裹着，他哪年的什么时候从我们这个小村消失的，我们不知道，也没什么感觉。我上高中的那年，那是1979年了，才听人说他在省城的某个大学里做了教授。听到这个，曾经的一个细节我才想明白，印象强烈起来。

那个年代好多后来读的书都是毒草，小村里能找到的书绝不会比沙里的黄金多。有一天我从二叔的旧箱子里找到一本《欧阳海》，像是得到一块糖糕，就抱着猛啃。那天母亲下地前交代我煮晚饭，我把红薯粒和玉米下了鼎，就沉到《欧阳海》里，煮饭的事全忘了，母亲回来只得到一鼎烧得黄中带黑的饭。我被顺理成章地罚跪在自家门口。天黑了一阵后，在支书家的热闹开始前，他破天荒地到我家门前站了大约两分钟，还对着我笑。照例，这个时候他应该还坐在村后山坡那块大石头上的。我看着他黑色的影子，感觉像个鬼，心里竟然非常地害怕起来，一跳就跳进了屋，用力把门关上，母亲的对我的惩罚也就结束了。

算起来，他应当是我们那个小村子曾经出现过的最大的人物。

七　难以结束的结束语

那些曾如鸟翅一样划过我心之天空的事物和人们，几十年的风吹日晒，好多都渐渐地淡了，最后连痕迹也不留下。

家乡于我，就快成了一种纯粹的象征。难得回去一次，却总会出现些莫名的幻象：老榆树和古井都似乎在风化，成为沙子，弥漫开来，去蚕食四周的绿色。我每天都感觉口渴，心里发慌。于是匆匆地去，又匆匆地逃离。

今天，写下些文字，呼出两口气，权当释放；点一支烟，让烟雾驱逐幻象。

天，就这样黑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