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经有不少作家因“作协”被误听为“做鞋”而忿忿不平的，那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作家生计尚无问题。如果今天某个作家穷困潦倒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恐怕他就不会视“做鞋”为贱业了。近年来，在湖南株州市，就有一位叫唐治军的业余作家走上街头干起了擦皮鞋的活儿，他不仅不讳言其作家身份，还打出了“擦鞋作家”的招牌。

不料，就是因为这块招牌，招来一大堆是是非非。当地文人纷纷质疑唐先生的做法：你一个作家跑去擦鞋谋生合适吗？这不是玷污“作家”这块金字招牌了？更令唐先生始料未及的是，当他擦鞋的新闻被《长沙晚报》等多家报纸披露后，引起媒体一片议论声。《株州广播电视报》为此发了篇评论文章《作家擦鞋何必大书特书？》，文章指出唐先生擦鞋属占道经营和无照经营，而且他走上这种地步，很有可能是江郎才尽了，如果唐先生才气足的话，完全可以卖文为生，用得着上街擦鞋吗？连《羊城晚报》也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唐治军作为作家，迫于生活压力上街擦鞋，与其说是他的悲哀，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唐先生一怒之下，以这两篇评论文章含有多处侮辱性语言为由，一纸诉讼将两家媒体告上法庭。2004年5月11日，株州市荷塘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两家报社对原告侵权消除影响，向原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共给付精神补偿费5000元。

平心而论，作家擦鞋并非是件大不了的事，根本没有必要引起媒体大书特书，更不该发生这样的节外生枝的“擦鞋官司”来。我国有句古话：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在国外，就有不少博士生在端盘子嘛，难道一个业余作家擦擦皮鞋就不得了了？何况，据笔者所知，我国目前单靠稿费吃饭、不需要单位支付工资的“自由撰稿人”，除了巴金好像没有听说过还有谁，连著名作家莫言也是检察日报社的人。既然连那些名作家都不能靠稿费生存，就不用说象唐先生这样名不经传的业余作家了。那么，一个业余作家如果因从单位下岗退休后生活无着，不得不靠干擦皮鞋之类的活度日，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据悉，唐先生只是原株州市某制药厂的一名退休职工，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他退休后月工资仅200余元，而且都不能按时领取。身处困境的他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以正确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境遇，靠劳动的双手自谋出路，自得其乐，十分情愿地选择了所谓“下等人”干的擦鞋工作。他既没有出卖良心，也没有去干违法违纪的事，更没有发挥自己的专长去为某些人无原则地吹捧和树碑立传而争取一个体面的饭碗。这种靠劳动赚钱，为家人和社会减少忧愁的举动，不正是凸显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对这样的业余作家，媒体就算不愿意大力宣传赞扬，也不该去指责人家是江郎才尽，甚至发出悲哀的感叹。

笔者以为，公众对“作家擦鞋”现象的惊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作家崇拜”。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年代，作家曾经是个令人十分羡慕而风光的职业，住的是神圣的文联作协大院，吃的是皇粮，拿的是固定工资，甚至还可以为了体验生活到基层挂职。虽然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作家不再是专业的了，但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作家从事的工作就应该是以文为生，风光体面地出入于写字楼豪华宾馆，而不应该去干擦鞋这种“下等人”的活儿。否则，这就有辱于作家这一神圣称呼，就要遭人指责和非议。其实，作家也是人，是劳动大众的普通一员。他之所以叫作家，是因为社会分工不同，他与民工的区别不过是一个在码字一个在码砖，一个用脑力一个用体力。现在四栖五栖的明星多得很，难道会写文章的人就不能从事其它职业了吗？再说，在文学不再是社会关注中心的今天，单靠微薄稿费是不能养活一个作家的，而对于从事业余创作三十年至今只发表过两百多篇文章的唐治军来说就更难养活自己。既然“作家”不能当饭吃，还端着“作家”的架子干什么，还不如去街头擦皮鞋，既体验了生活，为今后的写作积累素材，又学会了一种谋生的本领，解决了吃饭问题，何乐而不为？至于有人认为他打出“擦鞋作家”的招牌是出于炒作和作秀，我看这绝对不是唐先生的本意，他的目的还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实际上“作家”这块招牌的确使他每天比其他擦鞋的多挣了十来块钱。或许唐治军此举有把“作家”二字贱卖之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想想，象唐先生这样有张市作协会员证的业余作者算个作家的话，全国的作家何其多啊，而唯独唐先生敢于打出“擦鞋作家”的招牌，又需要何等的勇气！唐先生做到了，未必是他的境界修为已经高到了可以免俗，实在是存在决定意识，生存第一啊。据说曾经有人私下劝过唐先生：既然搞纯文学难以养家糊口，你可以掉转笔头改写带点色情和暴力的武侠、言情之类的通俗小说啊。唐先生断然回答：“人穷要志高，做人再苦再难也不能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尽管有人说唐先生此言是文人惯有的清高，笔者却深为他的这种清高叫好和致敬！

笔者自幼酷爱文学，爬格子多年，好歹也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还先后加入了市、省作协。虽然私下里也曾被人叫过这个那个，甚至被一些文学爱好者喊过老师，但是从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笔者曾经为了生活所迫，携着作协会员证和《湖南日报》等十几家媒体通讯员证，做过民工，摆过书摊，卖过冰棒。可是，我从不为那段“下等人”的生活经历而有半点羞耻，更不认为这就是对“作家”的嘲讽。相反地，我感谢那段生活，它让我体会了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意义，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和体魄，使我无论身处逆境或顺境，始终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笔者这样说，并不是鼓励作家们都去擦鞋去卖苦力，毕竟一个稳定良好的创作环境对于作家是很重要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成天为了生计奔波劳碌甚至发愁的人，还能有心思有精力去写作。笔者只是认为，在劳动面前，人的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前一阵子，北京大学毕业生陈步轩卖肉的新闻不是引起了全社会的轰动吗？尽管有的论者认为这位当年的县高考状元、后来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才子卖肉是一种人才的浪费，但更多的人都在质疑北大毕业生怎么就卖不得肉，北大学生同样可以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啊。你看连河北科学院的一位教授级高工都被安排去看大门了，一个退休了的业余作家去擦鞋就“惊诧”了？其实，透过作家擦鞋、教授看门、北大才子卖肉等现象，最需要全社会反思的不是是否沾污了作家、北大生、教授的“名声”，而是如何改革我国现有的僵化的用人体制和机制。当前，随着我国人才群体的不断扩大，再象过去那样试图将每一个人才都安排到合适的岗位，既不可行也不实际，重要的是形成一种人才流动的局面，形成一种竞争择业、择岗的机制，形成一种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最佳环境。这样，作家擦鞋也罢，教授看门也罢，北大才子卖肉也罢，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5年8月14日晚上11时稿于耒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