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则余话的时候本想避免一个话题：梁思成与梁启超的关系。然而还是没有能够做到，甚至和许多撰写梁思成先生的文章一样，把他作为“入话”来叙写。之所以这样还是为了那个经典的话题，一位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设计。

梁思成先生能够成为一位响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父饮冰老人的点拨和谋划。不知为什么原本鄙视的父业子承的世袭之风，在这里又忍不住要去赞颂。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世袭之习，那么梁思成先生至少要多奋斗几年几十年，他终生的学术成就会因为在些时间上的耽误而难以达到今天的高峰。甚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也许就没有建筑大师梁思成。这点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有些相似，如果没有散原老人的影响和家传，也许今天就没有史学的这座高峰了。

在中国有两个既让人憎恶又让人不得不折服的社会现象：世袭之风与门当户对。在今天我们可以这样想，世袭之风虽不可取，门当户对纵然有他的狭隘，但是名门之后在先期教育，后期培养上，确实是有其他人不可与之相比的优势。而门户相当则是交流的基础，对于婚姻来讲，夫妻之间的交流是第一位的，心灵的沟通才是爱情永恒的基石。梁先生是这两种现象的享有者，他承应了梁启超的独特思想理念和家族荣耀，也因此与林徽因成就了一桩经典婚姻，成为那个时代的浪漫爱情的典范。

似乎扯远了，还是回来说这位世家公子梁思成先生吧。

知道梁先生是在我同学去日本留学，给我寄来一张日本古城奈良的明信片后。他在卡片上写了这几个字：梁思成，奈良的恩人！

奈良是座仿唐建筑风格的古城，是日本古“大和国”的中心和八世纪时的日本首都。她建筑上的营造方法有许多在国内已经很罕见，特别是仿长安城修建的平城宫和世界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东大寺，以及唐鉴真大师创建的唐招提寺，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唐代的建筑特点。这些都是时时被梁思成牵挂在心头的。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解放军濒临北京城时，梁氏夫妇给城外的大军绘制了一幅详细的保护北京古城的攻击地图，这份特别的地图被送到了西北坡毛泽东的手上。然而实际上，这份军事攻击地图，是由毛泽东让攻城部队特地请梁氏夫妇标上的。为了在即将有的战事时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北平的建筑，为北平成为首都北京做好准备。

而很多的中国人也许并不知道，二战盟军轰炸日本本土的前夕，这位中国建筑师赶到美军驻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寿上校陈述保护奈良城重要性，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各大建筑的图纸。他在报告中说：“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结晶。像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一个被侵略国的建筑师极力要保护一座侵略者国家的城市，在盟军中引起的反应可想而知。那么梁思成想什么呢？他冒着被所有中国人指责的危险提出的建议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伟大的建筑师想要的，只是要保护一个时代的文明踪迹。“日本的京都、奈良是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在他眼里文化并没有国家的界限，政治和文化是应该割裂开的，政治家的斗争不应该把文化遗迹作为争斗的对象。历史也许想成全他的理想，也许北京和奈良还有她未完的历史使命。傅作义在最后一刻起义投诚了，北平城终于免遭炮火的清洗，傅也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奈良也因为盟军总部接受了梁思成先生的报告，调整了轰炸的目标而保全了下来。在奈良命名三十年的纪念日，《朝日新闻》特刊《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来缅怀和祭奠这位拯救城市的建筑大师。

今天的奈良已经是闻名世界的国际文化的观光城市。　奈良古都仍保存着许多著名的寺院、神社、佛像、雕刻、绘画、平城京遗址和众多皇陵等古迹。整个奈良市区很好地保留着古都昔日的传统风貌。奈良政府规定一般的住宅高度上限为10米，商店为31米，繁华的商业街为40米。因此奈良没有高楼林立的压迫感，举目远眺，映入眼里的是寺庙、佛塔和青山，历史古迹和自然景观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甚是引人入胜。与北京相比，今天的北京则是城墙早拆了，胡同没有了，四合院也所剩无几。就连圆明园也要改造了……

在知道梁思成先生前，我看过的关于建筑方面的书只限于陈从周的《说园》，其实那是部讲园林的散文集子。文笔清秀，灵气逼人，其“漏窗”一说，闻之喷饭。由此我开始喜欢古建筑，找到的建筑史的书竟不是陈从周的，而是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后来在研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时又一次看见他的身影。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从文先生就是梁氏夫妇那个响誉京华的艺术沙龙的常客，这个行伍出身的没有学历的湘西人，在和这位世家贵公子的交往中居然成为神交。显露在从文先生笔端的是欣赏和敬佩。

三十年代，梁思成先生在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并且为“建筑师”设定了这样的标准：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锐，文学家的洞察力，最本质的应是一个具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一九四五年又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以他这样的高的设定，到今天能够享有“建筑师”的人恐怕唯有他一人吧。

五、六十年代的他自然会成为批判的对象，不打倒他中国怎么可能有建筑家出现。幸运的是他在被剥夺教学和设计前，完成了一项值得骄傲的伟大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尽管他对纪念碑的选址是有异议的，他反对破坏割裂广场，乃至破坏整个紫禁城。但当他意识到不可能改变时，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纪念碑的设计中，他的意图很明显，尽量让这样的不完美和谐一点完美一点。

关于纪念碑至少要讲到二个人，一个是他的夫人，另一位杰出的建筑师林徽因先生；还有一个，北京市市长彭真。

林徽因之父是民国早期的显要人物林长民，一度担任民国的司法总长。林梁二家是世交，林长民遭流弹早逝后，林家始终为梁启超庇护之中。梁林的联姻也是这样的世交的结果。林徽因的才华和貌美是响誉京城的，众多的追求者中不乏名流和大家，其中以北大的徐志摩和清华的金岳霖为强。志摩向是以浪漫又大胆行世，而金岳霖在对林的身上更是浪漫痴情，不惜以终身的时间来守侯。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华访问，在日坛草坪讲演，林徽因搀扶上台，徐志摩担任翻译。时有文载："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一时成为京城美谈。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林徽因最终是要嫁到梁家，并且要和梁思成一起摸爬在野外，探索在边塞。

在林梁抱着最大的精力投入到纪念碑的设计之前，林徽因和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新中国的国徽已经由周恩来的首肯而通过。而纪念碑设计中出现的风格和思想以及所谓的阶级的理念的冲突和争斗，是林梁始料未及的。梁思成在妻子的协作下，在和妻子无数次讨论和创造中，对原设计稿中的问题有了准确的把握，他以一个“建筑师”的秉性和责任感上书彭真，指出其中的错误，陈述自己的意见。在给彭真的信里，梁先生用详尽的分析和通俗的解释来讲纪念碑的实质。彭真采纳了他的意见，力排异议同意了他的设计。对彭真来说这也需要勇气！因为就在不久后，梁先生就被批判，其罪名就是“复古主义”。令人奇怪的是，那时候纪念碑还在施工中。也许毛泽东是喜欢这样的复古的。

梁思成先生于一九四四年写成的《中国建筑史》，在第一章绪论中他论述了“用石方法之失败”。他说，我中国建筑数千年来，始终以木为主，砖石为辅。原因不外是匠人对石的了解匮乏和对垫灰之恶劣。但这是表面的原因，更深的原因则是“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以及在道德，规则方面的原因。已经看清楚中国建筑千年劣根的他，看着正在毁灭自己所创造的高大的城墙，巍峨的城门楼，以及数不清的庄严富丽的庙宇和宫殿，他想告诉我们这些建筑都是无价之宝，想劝阻我们放弃这错了千年思想，让它们得以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

当年梁思成谈起北京城墙时，把它视为一种生命来描述：“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它轩昂的外像，或它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李辉先生在《梁思成——永远的困惑》一书中说：“一个如梁思成这样具有博大精深文化造诣的人，早已不局限于工匠式的思维，他注重的是整体，注重的是建筑与人、与自然的融合，即便是某一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他也尽可能地设想着他们与现代人生活的关系。他不遗余力地建议保护北京古城墙，并非简单地将他们视为古建筑，而是将其看作具有永恒存在价值的文化遗产。”

在北京城的保护问题上，梁先生把建筑学与环境美学、历史美学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的深邃的目光将北京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是他凝聚了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综合。他还引用了一个活的被新中国尊为老大哥的例子：“苏联斯摩梭斯克的城墙，周围七公里，被称为“俄罗斯的颈环”，大战中受了损害，苏联人民百般爱护地把它修复。北京的城墙无疑的也可当“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的尊号而无愧。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我们既继承了这样可珍贵的一件历史遗产，我们岂可随便把它毁掉！”

他天真地以为人们会听从他的劝说，因为他想那些宝贝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他忘记了，从古到今一直做的事情不单是建筑学本身的原因，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内涵，对于政治先生应该是个小学生。何柞庥在《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一文中这样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所以这个报告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毛泽东对上述争论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他的远见卓识被埋没了。

仅过了二十年，梁思成对城市保护、城市规划的思想就被验证了，但是北京已经改变了，一个古色古香的京城消失了。而当年被先生反对的“大平台”“大门洞”“大大违反结构常理”的建筑竟出现在北京的重点工程上……

文革中他受到了更大的批判，五十年代初能够包容并保护他的彭真也被彻底打倒。此时的梁先生甚至已经不能也不敢哀叹自己就是辽代的一块砖了！一九七二年一月，他在心神俱毁中离开了世界，离开了寒冷的北京城。面对北京他还是在心中愧叹，只是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了，凭他的能力什么也无法挽回了。我不知道那一刻他是不是想起了奈良。

写到这里不由为梁启超悲哀起来。这位中国近代的思想家，试图让自己的后辈远离政治，只在一个专业的文化范畴里为国家尽力。可是他这个思想家居然忘了政治是文化的主宰，文化的继承和延宕依赖于政治。

悲哀不应该仅仅是饮冰室主人吧！

修定二00五年七月二十日吴中沁庐

本文已被编辑[漠孤寒]于2005-8-12　10:53:3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