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泽惠是在三十多年以前，那年我刚满七岁，读小学一年级。只所以对王泽惠印象很深，一是她当时的身份很特殊，是国民党潜藏在大陆的“特务”。二是因为看到她画的一幅非常漂亮的画，画面上一个金鱼缸里有两条相亲相爱的金鱼（暗指她和远在台湾的丈夫），鱼缸外面却有一只很大的猫（暗指毛主[xi]），那只猫正准备把缸中的金鱼吃掉。三是因为我第一次正式参加批斗会，而且批斗的对象是我们村老年妇女中唯一在旧社会就有大名的女人。
王泽惠是一九四零年嫁到我们村户姓董的人家的，那年她二十三岁，从南京中央美术学校毕业不久，丈夫叫董可民，是国民党驻南京某部的团长。她结婚时的场面可够大的，宴请了全村的所有成年人，酒席摆了整整三天才办完。王泽惠在家只住了一个月就随丈夫回南京了。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丈夫逃离南京，安排她和一双儿女暂时回到老家，谁知一往就是几十年，这位当年美院的高材生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
王泽惠刚回来那阵，对她的男人充满了信心，他相信爱她的丈夫不会把她们娘儿仨丢在乡下，总有一天会衣锦还乡。正是缘于此，她才挨过了一个又一个寒风呼啸的漫漫长夜，并义无反顾地打退了光棍们一次又一次死皮赖脸的围攻。在最初的几年里，一看到天上过飞机，一听到汽车喇叭声，她就对孩子们讲：“你爸来接俺了!”当这种期待的周期以十年来计算的时候，王泽惠早已锻炼得“耳聪目明”了。见了天上的苍鹰以为是飞机，听到拖拉机的轰鸣以为是汽车。那种专注而痴呆的眼神，那种辨不清音节的絮叨，终于使小村的人文环境变成了《祝福》中的鲁镇，而她也成了祥林嫂。
不知道王泽惠是否到过百里之外的邳洲古城，那道道壮观的牌坊街是否刺激过她的神经，反正在她的心头一直坚定地树立着一块贞节牌坊。为那个离她而去的男人，为那个“孩子他爸”。我从不主张那种打着旧时代烙印的无谓的操守，还有那种半死不活的婚姻，但在看惯了太多的“水性杨花”、太多的“朝三暮四”之后，王泽惠一生标本般的作为实在令人感慨。
那种执着和痴迷，那理念的期待，抑或情感的守望?面对这样一个女人，小村人有太多的困惑，但谁也没有怀疑过她的圣种刻骨铭心的期待和向往，就构成了她一生的生命历险。在反右中，在文革中，以及此前的三反五反中，她人性的痴迷被无端地贴上了政治的标签：国民党特务，其任务是为国民党反攻大陆作内应。一次次地登台亮相，一次次地挂牌游街，大会斗，小会批，但斗批就是不改。她始终不承认自己反动,更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她反对的结果是越来越重的体力劳动和社会上对她一双儿女的不公正待遇。
八十年代初，王泽惠终于等来了丈夫的消息，先是转来了几封信，后来又寄来了几笔不小的汇款，王泽惠接到第一笔汇款后没有答应儿子把家里的老房子翻新,而是先安装了一部电话,她要听听几十年日思夜想的那个人的声音,听听把她们娘仨丢在老家,让她们受尽苦难的那个冤家的声音。可是当电话接通，那头传来的却是那苍老陌生的声音，而她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几十年的苦难和心酸，化成了她一长串无言的哽咽……
半年后，在一个雪花飞扬的冬日，王泽惠无疾而终。又过了三个年头，离家三十多年的董可民终于“衣锦还乡”了。虽是西装革履，但已华发苍颜。他卸下行囊的第一件事，便是让人带他来到了自家的老坟上。他先是在父母的坟前焚香烧纸、叩头跪拜，之后便走到王泽惠的墓前久久伫立，两行老泪就洒在坟边的枯草上……这是思念的泪?还是愧悔的泪?他此行带来了许多钞票和金银珠宝。第二天他就让儿子置办了上好的棺木，让纸匠扎了纸房子、纸电视机、纸电冰箱、纸轿车，还有一批装束摩登的纸服务员。择定吉日，便大张旗鼓地重新“发送”了王泽惠。
不知道阴间的王泽惠是否有灵，你苦撑苦熬几十年不就是等着这一天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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