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偶像的中国式后现代高速切换，就象似乎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层层递进解构理论在西方的涌现，使人感觉到久遭压抑的激情与兴奋，因为从文革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政治、权力色彩还没有过时，塑造文化偶像的时机还不成熟，然而从89末开始，以钱钟书为发轫，象顾准、王小波、陈寅恪、曾国藩（如果可以称之为文化偶像的话——从人气看是的）、王朔、张爱玲、余杰、沈浩波等，从不远的时代以及眼下向我们奔驶而来，堪称蔚为壮观的一路人马。他们的浮出，是历史的选择，大众的呼声，在他们身上，鲜有权力的影子。即使他们不是反权力的，至少也不是权力所宠爱的。一度，至今，目下。　

然而，果真这些偶像“一丝不挂”地真实吗？在这熙来攘往的热闹中，没有让人嗅出一些不正常的气味吗？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很强烈的，即使不是如此，象张爱玲这样与大汉奸过从甚密而且毫不讳言的人在本民族根本不可以获得名声。更遑论文偶像的地位。这仅是一例。不论她的文学成就是怎样的，要把她奉上这样一个高位却需要不寻常的力量。由于权力对营造文化偶像已失去兴趣，而且也难以奏效，这种力量遂成魔幻般的。但我们不妨以另外的个例来剖析这这种果实的内在品质和源泉。我们选择目下的沈浩波、余杰以及几乎成为当代偶像中的偶像的王小波为例。　

伊格尔顿在新书《理论之后》中指出，虽然后现代特征是解构与反抗，这种不容量喙的所谓边缘性、弱势群体的声音气息中，传达出的又正是另一种权力的话语，而这种话语不由自主地与中国历史尤其是刚刚过去的“文革”联系起来，呈现出一副权力残渣的态势。这从他们几乎共同的低级谩骂与色情自满中展现出来。　

号称“下半身写作”的沈浩波近首直觉地将一些嫖的经历倾泻出来，津津乐道，并以此建构他的人生观以及女性观。虽然不免生动幽默，但难免显得低级无能，无奈可怜。如果他那种貌似挑战的笔调还称得上颇有生活的勇气的话，只能想念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可悲地将他的嫖经续写下去，或者说，他也只能如此，由此，他也不再是可悲的了。他表明，他沉醉于这种前一时代极度匮乏，此一时代过度泛滥的权力文化支配下不正常色情现象中，犹鱼得水，虽然总象个不情愿付款的小商贩那样骂骂咧咧，这种忸怩姿态却显示出他相当程度的悠游自得和脱离法律、道德监督之外的沾沾自喜。他的先锋诗人称号以及一群同流弟兄的互捧，构成了一种霸气的指挥意识。而他们攻击的方向，只是另类的声音，而绝不涉及以他们霸气意识为代表的权力情结。他们在权力的指逢里拣取一枚残渣，并甘之如饴，高度兴奋狂呼乱喊，说到底应该是一种文革后遗症，人性沦丧后的歇斯底里。或许他们并不具有文革背景，但不能忽视的是文化的集体意识。他们的凸出或成名，反映的是集体的可悲。当大多数人在在默然忍受20年前创伤后遗症时，我们如果见到一两个明显智障人出现和呼喊，又能以怎样的心情去面对呢？也许正是如此，他们反而成为时代的宠儿。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能代表了一代人的可悲和无奈，伪自由的自慰与寡耻的事实。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他们自我迷恋和吹嘘已经又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其中尤为可怖的是死去的王小波，竟享有某种“教父”般的荣耀。在标举他为新时代精神自由追求的旗手的饶舌评论中，他作品中显露出父权的、性魔的马脚。以奴役女性、奴役他人兼自虐为无罪平衡公式的伪自由人为主人公，乐此不疲是王小波作品的闪亮意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标榜自由、平等、博爱而同时道德趋向极度堕落异曲同工。这种自由与可笑的愚昧的不沦不类，恰恰证明了他们与女权主义，人的真正解放与自由这些现代不言而喻的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　

这中间显得稍具理性的余杰在某些大问题上的荒唐糊涂，自相矛盾，又是最显明不过的对他们病魔思想的注解。在一个没有英雄或者说消灭了英雄的时代反英雄，并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塑造成英雄，在这种如入无人之境的舞台布景下，折射出的实际上是多数人的冷漠，和少数人的起哄形成鲜明对照。其中，冷漠比起哄更使人心痛。　

其实，他们可以说既缺乏历史感，又缺乏现代感。因为我们在任何历史参考系中都难以给他们定位。当代也不能。他们貌似道家，却也缺少那种类似“竹林”人物的深沉（哪怕是虚假的风采与气度）；他们标榜反叛，却显得虚弱矫情，疲惫无味，完全缺乏文化蕴藉，又为现代人性理论所开除，它宰他们作品的，是某种粗俗不堪，这种粗俗与原始的粗犷、非理性的神秘皆风牛马不相及，是一种疲软的焦躁与弱智的自励的双重结合。　

所以，他们的作品之成为青年教科书，他们的这些偶像占据文化舞台，乃是一种的的道道的幻觉，这其中反映出文化的断裂与中风，在一个人口大国的微不足道的突发文化激动、少数派的反常闹哄背后，是近乎整个民族群体对泛文化题目的总体泠漠与拒绝，这一真实才是最令人惊心的，因为这是这个民族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也是反文化的、反人道的。　

然而此一现象戴罪者却缺场了。正如我们不能推证“文革”体现了中国人素质低劣一样。我们也无法推责于他们，这些文化偶像，特别是已死的人；而目下正“红火”的人，却不能摆脱弗洛伊德理论意义下童年后遗与文化情结的作用。　

至于这一文化场——或者毋宁说20世纪甚至再上溯——人类的文化劫难与人性疯狂的根源与基石，是一个宏大的题目，牵涉世界、政治、科学技术进步与人文观念之嬗变等等话题，又不是本文所能涉及的。正是从这种“有罪？——无罪？”情结来说，王小波等倒也不值得我们去激情讨伐。因为他们其实没有比现在居于正统地位的那种实力派名家走得更远。或许，他们的吼叫，还有一种反拔的功效在内。于此，他们或许因此而在萧瑟的，无人守望的杂耍场中起到了一些清场作用而重要起来。但如此说来，我们是求全责备吗？任何文化角色，注定要接受求全的责备。即使历史促成了他们的发育不良，那也决不是充任文化正面角色而不符其实，可以塞责的理由。何况这处不健全的存在，几乎是以权力的形式呈现的，从当今学术腐败到文化堕落的国人共识中可以得到证明。而在这背后广阔无垠的无声的嘲讽与厌烦，则构成了一种更宏大、更深厚的共鸣。这才是时代的最强者，这才是他们这些人以及所有自以为是的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者津津乐道的“反权力话语”，是那些貌似激昂批评、实则互相调笑的游戏背后真天的呼声。谁没有认识到这一文化现实，就是对自己身处的时代的高度虚幻和人性的真正冷酷与淡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