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哭了，哭得很厉害，那是一种极为伤心的哭，那是一种切肤之痛的哭。

在我的记忆里，我哭过许许多多次，到底多少次，我也记不清了。有许多次的哭根本就不曾记得，已经忘却到茫茫的尘埃之中了，遗忘到走路留下的脚印里了。

唯独爷爷去世时的哭，我记得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连一个细节也不曾忘记。独自一人的时候，与父亲闲谈的时候，读书思考的时候，下雨阴天的时候，总会常常的想起来，心会随之一阵阵的痛，泪水会涌到眼眶，努力忍着才会不让它流下来。

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1981年的那个秋天。20岁刚到的我，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大男孩，课余时仍与所教的学生在一起玩。记得，刚上完一节成功的课的我，正心情挺轻松的与学生闲聊着。随着一声吆喝“昊天老师，你的电话”，让我向教导处急奔而去。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我边跑边想：会是谁啊？一定是急事吧？会不会是……

听到从四十里外传来的父亲的声音，让我有点意外。听到父亲那有点沙哑的、苍老的声音，让我有点陌生。这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第六感觉就是有点特别的灵。果然，爷爷去世的不幸消息，从有丧父之痛的父亲那里沉重的传到我的耳畔。当时的我，完全被击倒了，头脑是一片空白。我至今也记不起是如何与父亲讲的，是如何放下电话的，是如何回到办公室的。只记得已泪流满面，只记得向教导主任请假时已泣不成声。

原本是不应该如此失态的。因为，爷爷已病了许多天，来上班时，父亲就告诉要做好思想准备。爷爷已八十又八，属于难得的高龄，用老教师的话来讲就是喜丧。可是，我的眼睛就是这般的不争气。

爷爷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年轻时曾外出过，好象当过贩牛、贩驴、贩猪之类的经纪人，但并不成功。所以，干了不长时间，就回归生他、养他、育他的　农村了。从此，也就扎根于农村了。可以讲，当了一辈子农民。

爷爷为人很是低调。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不曾与人红过脸，不曾与人大声争论过，更未听说与人吵骂、打斗之类的事情。在外如此，在家则是很惧内的。我的奶奶由于身体不好，常年卧床，诸如做饭、扫地等家务活是从来不动手的。即便如此，也是说话算数，大权在握。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会把火气撒向爷爷。奶奶只要一发火，哪怕声音高一点，爷爷就立即低着头、脚步轻轻的遵令而行去了。因此，从未听到爷爷和奶奶吵架。爷爷有五个儿子，一个解放上海时牺牲了，一个南下在浙江，一个随妻去东北。二伯父和我的父亲在身边。但从未听说爷爷在谁面前摆过资格，充过英雄，以军属、干部家属的身份招摇什么的。在爷爷身边的还有九个孙子、孙女。我十多岁的时候，常在爷爷身边吵来闹去的，也有四、五个孙子，天天打不完的官司。爷爷对我们总是慈眉善目的，不曾有过训斥、打骂。哪怕是院子里那棵他最上心的梨树上的梨子，在哪一天的早晨少了几个，他也只是轻轻的叹口气，喃喃自语的说道“哎，又少了，这帮馋小子”，而后，又忙他的去了。

爷爷很是勤快。一天又一天的忙碌着，好象在他的眼睛里到处都是活儿。其实，我记事的时候，爷爷已经七十多岁，是四世同堂了。他完全可以象其他的老人那样，每天带着一个小马扎，到街头、巷口去聊天，去看风景。而且他是军属，村里是有照顾的，他有着更多的享受的理由和资格。但这种情况，只是在夏日夕阳落山的时候，在村里放电影的时候，才能看到。在其他的时间里，他总是脚不落地的忙着。今天帮伯父家晒粮，明天帮我家除草，要不就在自家院子里收拾东西，或上山拾点草、剜点菜。在八十岁出头时，还推着小农车满街转呢。我的父母、伯父母也曾劝说过，让他歇一歇。甚至曾将他手中的农具抢下来，但收效甚微。用爷爷的话讲，就是“闲着难受，干点活手脚灵便、心里舒坦”。

爷爷为人很实在。平日里活儿不少，话儿不多。与儿孙的交流也不多，即使家里来了客人，也无多言语。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乡里、村里的干部逢年过节的来慰问，也是简简单单的没困难、谢谢关心的话语，就没有什么讲的了。常了，人们也就知道了，也就没人怪他了。但我却与爷爷有一次较长时间的交流。那是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为写一篇歌颂新社会的作文，我想将新旧社会进行一下对比，不知道旧社会滋味的我，就去找爷爷。经历过晚清、民国、抗战和新社会的爷爷，一幅很认真的样子，闭着眼睛想了半天，才慢腾腾的讲到：满清时不好，留个大辫子，太麻烦了，那时又太穷，连学也上不起；跑鬼子时不好，太乱了，担惊受怕的，连个觉也睡不安稳，鸡犬不宁的，日本鬼子又杀人又放火无恶不作，那时最不好；现在嘛，按理挺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也挺安稳的，就是管的太严，这个不让种，那个不让卖，上山干活还要点名，记工分，叫人挺不自在的。最后，他讲了一句让我大吃一惊的话：还是民国时好，比较太平，也没大有人管，起码能吃上小米饭，真香啊。说完，就沉思起来，好象闻到了小米饭的醇香。后来，我告诉了父亲，父亲讲：你爷爷是个农民，凡事看眼前、讲实际，他说得也有一定的道　理。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啊。现在想来有点后怕。那可是文革时期，稍不注意，会出大事情的。可爷爷不管可能也不知道这些。爷爷就是这样一个朴实的人，一个不会讲假话的人。

爷爷有个嗜好，那就是赶集。农村方圆七、八里地，就有一个集市。一般五天赶一次。爷爷是最为忠实的赶集族，不论刮风、下雨，每集都要去，每集都要去多次，每次都是自己去，每次买的东西却并不多。也就是几颗葱、白菜、小海鲜，或者几个苹果、梨子、柿子、大枣，或者农具配件，或者油盐酱醋的。遇到可以拿起来就吃的东西，等在村口的我们就毫不客气地分而食之，爷爷也不说什么，笑一笑就走了，可能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想见到的。只是不知道，如何向我奶奶交差的。

爷爷的身体一直很好。脸膛一直红扑扑的，眼睛不大很有精神，下巴留有一撮山羊胡子。爷爷挺瘦的，老年时一米六五、六的他，也就刚过百斤吧，风吹、雨淋、日晒都不怕，流行性感冒什么的也放不倒他。从记事开始就没有听说爷爷生病，哪怕是轻轻咳嗽几声也是很难听到的。爷爷一辈子没有打过针、输过液，更没有住过医院。这大概与常年劳动有关吧。但到了晚年，八十六、七岁时，爷爷时常讲肚子疼，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县医院的医生检查了，也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开点土霉素、四环素、链霉素用来消炎止痛。这样，这些药就成了我家的常备药，爷爷时不时就来找几片，吃下去就没事了。我在家的时候，爷爷总是找我，我每次拿出三、四片来，看着爷爷用温水服下。爷爷吃药极是仔细、省力。爷爷将药一片、一片、又一片的慢慢的放　到嘴里，尔后浅浅的喝上一口水，喉咙轻轻的一动，随着“咕噜”的一声，药就进肚了。

我那不争气的眼睛，在见到已去世的爷爷时，更是泪如雨下。见此情况，司仪不让我靠前，讲眼泪滴到逝者的脸上，他会不放心亲人的。我只能离爷爷远远的看一看。我好后悔啊，好后悔，至今想来仍是深深的后悔。嗨，我这不争气的眼睛啊。

把爷爷安葬后，我仍是哭啊。回到家，就一个人跑到里屋哭，哭声将婶婶、嫂子们都引来了，她们不停的劝着我，可当我“我再也没有爷爷了”的话已出口，则是哭声一片。那时那刻，人与人是最容易沟通的，是最易于理解的。特别是有切肤之痛的人，当然情感相通，痛着的泪自然就从心中涌出来了。

自小时开始，我与爷爷接触就不多，在一起说个话就更少了。虽然住的是前后院，但来去需绕行，加上我小时贪玩，大了上学，爷爷又忙不得闲。所以，平日只是简单的问候，或者在一起吃顿饭，给爷爷递杯水、送片药，雪天雨日的陪爷爷走走路。这样的时刻，真是少之又少。爷爷在世的时候，没有觉出有什么特别。可当爷爷去世的时候，那种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感情、亲情，却全部的、毫无保留的涌现出来，是那么的自然，是那么的纯真，是那么的无法克制，是那么的肆无忌惮。即使在爷爷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想起他来，仍然是心里暖暖的；我想起他的去世来，仍然是心里痛楚的。

这种真挚的、不可或缺的、难以替代的感情，大概源于出生农村的我，对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爷爷的一种质朴的情感吧。大概是爷爷忠厚、朴实的品格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吧。大概源于我与爷爷的那份天然的、不可割离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吧。

我可爱的爷爷，我永远的爷爷。想起你来，就给我温暖、就让我心痛的爷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