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4月20日的《新京报》报道，四川省委组织部近日明确表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要减少领导职数，尤其要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减官”从高层开始，这在我国近些年的“减官简政”中还是第一次。这充分说明，我国官员之多，并非出自民间的“弹劾”，而是来自于高层的忧虑。

在今年3月召开的中央“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任玉玲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了一份精简官员的呼吁书。他说，当前我国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解放初期的67:1和4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份呼吁书中，他称：“当前我国农村不安宁主要是来自于官多的原因。”因此，他建议精简从高层开始，重点放在县、乡机构，促进农民增收。

任玉玲并非普通的政协委员，而是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他的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调查研究之后的结论。记得去年“两会”时，也有委员提出这一问题，当时说的数据是28个老百姓养活1个“吃皇粮”的。如果数据确切的话，想不到一年“精简”下来，“吃皇粮”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上升，变成了26个老百姓就要养一个“官”。去年的《半月谈》杂志刊文称：“某县城关镇的副镇长多达32个，还不包括享受这一待遇的人数。”今年广为各大网站转载的一则新闻，就更令人惊叹：江苏苏北的某个乡镇，正、副镇长和书记有50余人，而这个镇经济欠发达。在县官、乡官之多被媒体热炒之时，我们溯流而上，不难发现更高一级的党委、政府，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目前，我国“吃皇粮”的总人数已达4572万人，还不包括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治的500万人，而且我国官多不只在基层，呈现由上而下的“臃肿”。“臃肿”的结果，造成我国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我国的官民比例比世界发达国家高出5-6倍。

我国官多，有着深厚的人文基础。从古到今，“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做官历来是读书人的“正道”。原因何在，因为政治资源或者说权力资源一直是人类资源分享的最高境界。做了官，就可以天天吃国家的俸禄，可以高枕无忧地稳坐官位不怕“下岗”，可以有车有房有大把的钞票，甚至可以包二奶、养情妇。自古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颜如玉”，这就是明证。因此，历朝历代追求做官者，如过江之鲫。据学者研究，世界上置官最多的国家，当数我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政权。洪秀全从金田刚起事时，人员最多的时候不过几十万人，太平天国前期封王，也不过东、西、南、北、翼5人，以后只追加了燕、豫两人。到了后期，太平军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小，封王却越来越多，最后竟封到2700多人，堪称空前绝后。对于这种官多之患，太平天国后起之秀洪仁轩就发过警示：“只要大事能成，当一名圣兵（普通战士）也光荣，如果大事失败，你的官当得越大越跑不了。”可惜不幸言中，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政权连头带尾不过15年就覆亡，许多高官、封王不久的人自然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厄运。

历史一再证明，减员必须简政，简政必须减官，减官就要从高层开始。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我国不仅‘庙子’多，而且‘菩萨’也太多，我们必须搞这场革命。”在邓小平这一指示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进行过多次精兵简政和机构精简，然而事与愿违，几乎每搞一次机构精简，就来一次机构人员的大增，结果弄得很多人害怕精兵简政了。目前，全国部级干部总数已高达数万人，至于地厅级、县级处干部就更多。以北京为例，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市的部级干部仅几百人，部长住宅仅三处，而现在不知建了多少部长楼。这些年减官精政为什么见效甚微，为什么会出现越减越臃肿的“怪圈”，主要原因就是各级只把减官重点放在基层，而忽视了高层。事实上，我国目前的体制造成了“高官”难减，新官上来了，老的官又不能退休，虽然不能再做官，但其官位还要保留。这就冒出了一大批比厅长、市长、局长、处长还多的领导助理、顾问、巡视员、调研员，从而造成很多该放的权放不下，该管的事又无人管。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层的官减不了，乡镇科局一级基层机构如何能减掉？

官多则贻害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官多不仅造成机构臃肿的膨胀，而且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一旦财政供养不够，就会出现乱收费、乱罚款乃至从中敛败供官开销的现象。况且，官多则闲，闲则出乱，乱则生斗，争夺名利而勾心斗角。有的地方政府机关竟成了干部们安置七大姑、八大姨的就业渠道。这样一来，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损害了人民利益。正因为官员太多，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致力减官简政，一些地方政府上行下效，改革的举措也不断推陈出新，四川省这次明确指向“高层领导”职位的改革，就不多见。

邓小平曾讲过“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时代为什么精兵简政能在短期内收到明显效果，就是因为敢于从高层减起。但愿四川的这次改革能言而有信，将“高官”职数真正减少下来，而不是减了这一块，又肿了那一块。笔者更希望四川这种指向“高官”之举，能有更多的仿效者，从而在全国各地形成一股由上而下推动减官简政工作的热潮。我们只有用革命的精神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去除改革干部的终身制和反对干部的特殊化，才能使党风更纯正，社会风气更好转，才能真正达到党中央提出的机构改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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