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胡适凭着自己杰出的才能，积极从事文学革命的提倡、个性自由的鼓吹、实验主义的介绍、旧道德与旧伦理的批判以及整理国故、考订小说等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与陈独秀齐名的领袖人物。他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更是以其“石破天惊的伟论”(梁启超语)，赢得文化界的喝彩。这一划时代的著作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3年多时间里再版7次，其影响之大，实属空前。用“暴得大名”来形容当时的胡适一点也不过分。

“暴得大名”之后．胡适开始感受到有形与无形的社会压力，甚至为名所累、为名所缚。1923年6月，他在杭州养病期间，撰有《一师毒案感言》，专论大名之累：“古人说：‘暴得大名，不祥。’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名誉是社会对于一个人或一个机关的期望的表示。……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任也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也比常人更大更多。古人说，暴得大名是一件不祥的事。”胡适这番慨叹，是他内心的真实表白。其时，刚过而立之年的胡适，已是“名满天下”．他对自己的要求及社会对他的期望，都大大高于成名之前．他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由于为名所累，胡适在学术上变得畏缩不前。成名之后，他过分注重自己在学术界的声誉和形象，为防“跌倒”或为避免责难，他丧失了早年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公众对享有大名者的过高期待和近乎苛刻的挑剔，使胡适生出了这样一种理念：要么不出手，出手必须气概非凡。在他看来．别人可以随便写，他胡适就不能随便写；一般人可以满足于“抛砖引玉”，他胡适则必须“一锤定音”。胡适后来提倡“勤谨和缓”，不断修改自己的文章．该出手时不出手，固然体现了他治学的严谨认真，但同时也体现了他治学时蒙受的巨大精神压力。正因为如此，胡适治学往往是有头无尾，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终其一生都没能续完，令他十分尴尬，以致学术界有人怀疑他的学术能力。他去世时留下的大批未刊文稿，幸得后人的整理，才得以与世人见面。

由于为名所累，胡适在婚姻上也变得谨小慎微，从而使他那缺乏爱情的痛苦婚姻伴随和影响了他整整一生。众所周知，他与江冬秀的婚事相当勉强，但为了维护自已士林“领袖”的形象和学界“泰斗”的地位，便一直凑合着过了下来。1915年，他在致母亲的家书中写道：“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时的胡适虽尚未成为士林之首，但将事业名誉放在婚姻之上的价值判断已经形成。“暴得大名”之后，他更为重视婚姻对名誉的影响。尽管他也尝试过与韦莲司、陈衡哲的“高洁之友谊”，与曹佩声也有过一段挚热的爱情生活，但他与发妻江冬秀那“名分所造的爱情”，一直维持到最后。这种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的维系，在一定意义上说靠的就是胡适的好名之心。

由于为名所累，那些对其名声和形象有利的说法，他明知有错，也佯作不知；有时甚至于略说点不太出格的谎言以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形象。如20世纪50年代，胡适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图书馆任馆长，除此还有一些象征性的头衔，但他对人却说“我曾在普林斯顿教过两年书”。尽管任图书馆长也是十分体面的工作。但他总觉得较之专任教师逊色一筹，因而说出了与事实不一的谎话。

胡适之所以为名所累。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好名，另一方面也有为公众维护一个正面形象的考虑。他曾说过，“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的‘公人’(publicma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看来，胡适维护自己“具社会领袖地位”的形象，也有为社会尽职的考虑。在民初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常态下，胡适能得名并能基本维持，说明他确有一些过人之处。

看来，人过早出名，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能“暴得大名”，固然值得庆幸，但不能成名，未必就是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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