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修身》云：“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

荀子不是纯粹的儒家，主要因为其学说以性恶为基础，这和儒家坚持性善的观点大不一样。他强调性恶，故特重礼法制度和教育，以规范人的行为，促使人向善；正统儒家则从性善论出发，强调人通过自身的修养使本性得以扩充或回归。但上引所谓治气养生与修身自强两种修炼方法及其各自达到的结果，则基本上标市了道和儒的分界。以儒而论，修身自强是一种切身功夫，其最高目标为圣人，即尧舜禹汤等古代圣哲的人格境界。“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圣人之人格境界，立足于地，峻极于天，修成于己，用达于人。较次之境界，亦为贤人君子，深于理道，穷究人事，《中庸》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造端乎夫妇，是人事之始，察乎天地，是理道之极。由此可知，儒所言修身之“身”是就其个体生命全面造成而言。现实存在之人具身、心、知、意、情、欲诸多方面，每个人都有完善之根器，故人人可成尧舜。《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所修境界之不同，故君子圣人所由分。

《大学》论修身之程序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此即所谓修齐治平之说，四者之中，修为首事，物、知、诚、心，诚即本源。故《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此一“诚”字，在社会意义上是人一切活动的本体，在认识意义上是一切真理的开端。诚者，真也，实有之也。实有之物曰诚，实有之性亦曰诚。故从修身而言，诚即人之本性，人的一切行为皆由此出。本体实有之仁，使人由义不惑；本体实有之理，使人循节不乱。真实无妄，皆由至诚。

诚在孔学中为“仁”。《论语·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表现于外，实仁鼓之于内。孔子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修身精神，勤勉不怠。而他倡导之修身方法却根于“乐”，其修成之境界亦归之于“乐”。按“乐”有两义，音乐之乐（yue）、快乐之乐（le）。音乐是孔子非常重视的修身途径。他以人的修养课程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朱熹注引程子：“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从人一生之修养而言，孔子的表述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游于艺者，各种文娱美育活动之总称也。仅此即可看出，儒绝不将人的修养引向苦行，而是通过对人本性欲望的开放，导向人本性的回归。孔子认为，修身不以“乐”的形式，则任何人都不能有所成就，而以“乐”求道，才是一种简捷的培养人本有之根器的方法，人乐此之道，道即在眼前，此正所谓“人欲仁，斯仁也”，欲者，好之乐之也。

人对道的体验达到乐的境界，则人生无非是乐。颜回之乐，在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异国蛮夷之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曾皙言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yu)，咏而归。”孔子叹曰：“吾与点也！”（《先进》）。随遇而安，行不逾矩。所乐尽有不同，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要皆与心无违，尽其至诚，此便是修身之至境，君子之至乐。

孟子承孔学，发挥心性之说，后儒称之为“身心之学”。他把人的本体立于“性善”的根基之上。人之心具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本能，这即是人性善之表现。但人在社会上生活，心之善端会有流失，故修养之功夫，在求其“放心”；心之善端只是始基，故须通过修养加以扩充，“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对人生修养之境界的表述是：“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章句下》）。人能就其善端加以扩充之功，则可成就人生之至美至圣至神之境界。

求其放心，扩充善端，在孟子看来，关键在培养人至大至刚之气。人有问其所长者，孟子回答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解释此气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者，本体充实之谓；至刚，不可摧屈之谓。它既是一种生命源泉，又是一种“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的伦理精神动力，是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有此气的支撑，故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敢于以“舍我其谁”的态度面对人生，敢于藐视王侯，以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皆根于此气。孟子又有“夜气”之说，所谓“夜气”，是静而凝之之气。人于夜得以息，此时良心得以复现，于此际培之养之，则称之为存夜气。人在白天，动而难静，但能以所存之良心行之，则此夜气不致丧失，夜气得存，日养日足，久之就沛然而兴，成为至大至刚之气。

从孔子以乐为核心的修身观到孟子以体验自得为核心的修身观，都表现出先儒在自然过程中获取人格力量的修身特征。宋明理学虽以先儒学说为依据，但他们改变了儒学修身的自然品格，而从天理人欲上划出疆界，他们不允许人的情欲在修身中有任何地盘，人之最高境界是建立在“人欲净尽”基础上的，故他们的修身方法便突出在“敬”字上，“敬”是何意？朱熹等人的解释是：从人的外表说是“正衣冠，肃容貌”；从人的内心说，朱熹引用程颐门人之语云：“至其门人谢良佐之言则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　(tun)之言则曰：人能收敛其心，不容一物，则可以谓之敬矣。”敬乃是畏的同义词（《朱熹文集》卷十五《经筵讲义》）。用此法修身，最终不免扭曲人性，造成种种流弊。故自明以来，理学一面成为国家哲学，一面又成为众矢之的。

儒家修身学说，虽以造就崇高人格为目的，但儒者“珍生尽性”，又不忽视生命修养的方面。儒者人格修养的学说，本身也包含着对人生命根基的培养。孔子即称“仁者寿”，盖仁者，不为欲望所牵，中心和乐，不弃圣绝智而能委任随化。孟子之养气，更接近生命修炼之目标。汉儒董仲舒就从这一方面对仁寿与养气之说作了发挥：

“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者也，谓行必中礼，而心自喜，常以阳得生其意也。公孙之养气曰裹藏，泰实则气不通，泰虚则气不足，热胜则气寒，泰劳则气不入，泰佚则气宛至，怒则气高，喜则气散，忧则气狂，惧则气慑。凡此十者，气之害也，而皆生于不中和。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敛之以意，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春秋繁露》卷十六《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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