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栏目，说到“进津费”的事，其主要内容是：凡是外地进天津过往的车辆，除了要交高速路的费用，小轿车还要交二十元，大车视情况而定，40元至60元不等。

听完大吃一惊，肯定地回答说，这绝对是不行的。然而，这个规定在2003年就施行了，二年多的时候过去了，竟然现在才被报道出来。我们说媒体是民众的“喉舌”，为什么还有会这样的情况出现？

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收取这样的过路费，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是与建立市场经济的原则相违背的。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地方保护主义只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没有引入竞争机制，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应该是交换与消费达到最优组合。天津的这项政策，明显没有遵守这样的客观经济规律。天津作为一个直辖市，距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并且是连接华北与东北，内陆与出海的重要交通要道，是全国的物流中心。假设一个数据，按一天进入天津的车辆有一万人次计算，每辆车收取三十元计算，一天就三十万，一年下来有一大笔收入，但这仅仅是从短浅的目光来看取得的利益。虽然制定这项政策的决策者说这笔收入是用来弥补修建高速路贷款，并且可以做到缓解天津交通拥挤的状况，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政策只有自断其路，得不偿失。长期下去，必然更多的车辆不愿走天津这条路，天津作为全国物流中心的地位必然削弱，从而影响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发展。

其次，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也是违反宪法的。天津作为中国的一个市，是市场经济整体中的一部分。制定这项政策，意味着把天津独立出来，两地之间不能正常地交流，这和国与国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一直说依法治国。然而，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了吗？法律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解释说可以这样，依法治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这是我们一直喊的口号，而现在它们在哪里。当时有一个听友这样发短信给电台，“这样的行为是‘三个代表’吗？”令人深思的反问，我们说一个好的东西代表什么，最主要的是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好处，能否使人民的生活好起来。一直以来对邓公佩服，其实什么猫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能抓老鼠就行。同样的一个道理，一个政策的好环并不是用短浅的目光作为标准的，应该从长远规划，这也是多年来中国经济走不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这也反映出中国政治体制还需要完善。试问，一个政策的出台，必然经过专家的反复论证，并且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才能通过。“进津费”的提出必然有人持反对意见。然而，竟然施行两年多了，还没有停止，据说这项政策的制定期限是25年。一个字，晕！一个不好的政策，竟然冠冕堂皇地登台，这不是体制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当时的一个特邀嘉宾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说，这样的事只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才能解决，或者常委过问。如果地方上的什么事都要经过中央的解决，试问还不如不要设省一级行政区。一个完善的领导体制，应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上层建筑只有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必然产生恶性循环，对经济没有任何好处。

最后也应该看到，并不只是天津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全国各地都存在这样不同程度的情况。我们要看到的是实际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是天天口头上喊的，台面上喊的东西。解决问题，采取正确的对策才是医病的根本出路，任何治标不治本的东西都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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