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过来对我和刘亦民说：“郊区一家村有个种菜大王张三娃。他这几年靠种菜、养鱼、养牛致了富。他富了不忘家乡人，为了帮助全村人脱贫致富，他出钱要为村里修路。你们去采访他，写出一篇生动感人的稿子来。”

我和刘亦民背上采访包，骑着摩托车出发了。

我们从报社骑着摩托车走了二十多分钟出了市区，路上的行人一下子少了，空气也变得清新而又有些凉意。刘亦民一边走，一边唱起了歌：“如果能够回到从前，一切都能重新开始……”

他的歌声委婉而深沉，让我的心里不由地一动。我说：“亦民，平时没听你唱过歌，原来你唱起歌来蛮动听的。”

刘亦民说：“我此时特别想唱这支歌。不知为什么，这么一唱，我觉得心里好受多了。”正说着话，车子拐上了坑洼不平的土路，摩托车左右颠摆起来，我赶忙用双手搂住了刘亦民的腰。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从这条坑洼不平的土路就到了一家村。

进村后，我们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张三娃家。张三娃的家是村子里是最漂亮的房子，远远地就有人指给我们了。

我们到了张三娃家，张三娃正好在家，他刚从自己的奶牛场回来。张三娃有五十多岁，身体强壮而魁梧，说话声音洪亮爽朗。如果不是那浓浓的乡村口音，一点也不像个农民，倒像是一个老工人。张三娃热情地把我们让到屋子里，张三娃屋里的摆设和传统的农家摆设已完全不一样了。一进门就是一个宽大的客厅，客厅里转圈摆了好些沙发、客厅正面的墙上是一幅很大的风景画、客厅的四周摆着几盆碧绿的盆栽，靠客厅右边的墙角有一个通往二楼的楼梯，整个客厅布置得协调而气派。

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一个年轻的少妇过来为我们沏茶。张三娃介绍：“这是我儿媳妇秀美。”那少妇腼腆地冲我们笑了笑，就退出去了。

我掏出了采访本和录音机，开始了对张三娃的采访。他的一番话让我感受挺深，他说：“其实我出钱愿意修村子里的路，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的觉悟。而是我非常清楚‘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的含义。这些年我靠种菜和养殖确实是富了，可因为这条路不好走，不知道损失了多少牛奶。我做梦都盼望着通往我们村的这条路也能变成平坦的柏油路。想必你们来时也走了这条路了，很难走吧。因为路不好，影响了村里人的致富速度。这次村委会下决心要出钱修这条路，可村委会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我现在条件好了，有能力拿出几万元钱帮助村委会修路，就算是我为自己和村民们做了一件好事。路好走了，我和村民们发家致富的步子就更快了。”

正说着话，村委会的村长和书记闻讯赶到了。他们听说城里来记者采访张三娃，这在他们村子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记者居然来到他们村，这可是大事。村长和书记大约都四十岁左右，是换届新选上来不久的新村委会领导。两个人下决心要带领村民们干出点样来。

他们上任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路，可他们想尽了所有办法，也凑不齐所需的二十万修路钱。最后他们想到了村子里最富有的张三娃。论辈分，两个人都管张三娃叫叔。两个人找到了张三娃刚一提修路的事，张三娃就特高兴。说：“对，咱村的路早该修了。你俩好好干，有啥困难叔支持你俩。修路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是正经事，是大事。今天找叔来说这事，一定是有了难处了吧。不用你们说，叔也知道是钱的事儿，咱村的底子我是知道的。这钱，叔愿意出。多了叔也没有，需要个三万五万的，叔一定尽力。”

村长和书记没想到张三娃这么痛快，自己主动提出出钱修路。俩人又高兴，又激动，说：“叔，我们找您，还真是钱的事儿。我们俩左凑右拼，这修路的钱还差四万多。”张三娃就为村里修路出了五万元。

很快这事就传遍了村子。两位村领导去乡里汇报工作时，把这件事向乡领导汇报了。一个农民肯自己出五万元修路，这不能不让乡领导重视。他们认为张三娃这种富了不忘家乡的崇高精神很值得提倡，这一事迹应该大力宣传。这样这件事情被一级级上报，我和刘亦民就来采访张三娃了。

等采访结束，我和刘亦民才发现已经快中午11点了，这时天边有巨大的黑云向这边飘过来，怕是要下雨了。我们和张三娃及两位村领导告别后，就急着往回赶。

刘亦民把摩托车骑得飞快，这样走在村子通向大路的那条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摩托车颠摆得很厉害。我为了稳住自己的身体，就紧紧地抱住了刘亦民的腰，我的胸部紧紧地贴在刘亦民的后背。刘亦民慢了一下，立马又快速向前骑去。

等到了平坦的大道上，刘亦民骑得更快了，我只听得见耳边的风“呜呜”直响，我不由地更紧地搂住了刘亦民的腰，心里很紧张。说：“亦民，慢些！”

这时，起风了。风越刮越大，加上刘亦民的车速又快，风吹得我的脸生疼。而且此时我的衣服也显得太单薄了，冷得我直发抖。可能是刘亦民感觉到了我的颤抖，他停了下来，脱下他的衬衣让我穿上。我说：“亦民，你只穿着背心在前面骑车会很冷的。我在后面好些，我不穿。”

刘亦民不由分说给我穿上他的衬衣，说：“你的裙子连袖子也没有，你会冻坏的。我是男人，我身体结实着呢。你把脸躲在我身后，这样你就不会吹得脸疼了。”刘亦民又骑上摩托车往市区赶，我穿上刘亦民的衣服，觉得不冷了。我用手紧搂着刘亦民的腰，把脸紧贴在刘亦民的后背，我可以听到刘亦民“砰砰”的心跳声。

我们终于在大雨来临之前赶回了报社，我们刚刚回到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坐下，豆大的雨点就连续不断地落了下来。一会儿，听到办公室的玻璃被敲得很响，往外一看，原来是下起了冰雹。亏得我们已经赶回来了，否则这场冰雹可够我们受的。刘亦民看着窗外夹着冰雹的大雨，叹了口气，说：“这场冰雹又要让农民遭受损失了。”

我此时却不由地想起了我们走过的那条坑洼不平的土路，这场大雨后，那条路就更难走了。

自从我们从一家村回来以后，我就觉得自己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每当我在半夜里从睡梦中惊醒，我想的最多的不是小东，却是每天见面的刘亦民。我发觉自己不能再平静地面对刘亦民了，每当我的目光与刘亦民的目光相遇，刘亦民的眼神里就有一种热辣辣的痛楚让我心跳。尤其是当他看着我唱着那首不知被他唱过多少遍的老歌，“如果能够回到从前，一切都能重新开始……”我就感觉他是在给我唱这支歌，是在向我述说他痛苦无奈的情怀。他的歌声让我的心很乱，我为了平定自己的心境，就对刘亦民说：“亦民，你不要再唱那支老掉牙的破歌了，我的耳朵都听烦了。”刘亦民在我的面前不再唱那支老歌了。

小东近来工作很忙，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回家了。刚刚过了三十岁的我正是最需要男人体贴的时候，长夜难熬，最近我觉得少有的孤寂和烦乱。每到夜晚，我总是难以入眠，就是睡着了，也是一夜睡梦不断。梦里出现的最多的不是小东，而是刘亦民。我心里很害怕，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安分的女人。人都说女人三十多岁时是最不稳定，最容易发生感情变故的，看来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我现在需要小东守在我身边，时时关爱着我。我给小东打了电话，电话那面小东抱歉地说：“雅毛，对不起，这个星期我有个重要的会议，我不回去了。”我只觉得心头一紧，泪水已溢出了眼眶，声音哽咽。电话那面小东紧张地问：“雅毛，你怎么了？”

我哭着说：“小东，我好想你。”

小东说：“傻丫头，你哭什么，你可以来钢城看我呀！我也好想你。如果不是最近太忙了，我早回去看你了。”

放下电话，我就抑制不住要见小东的心情。我和主编请过假，就准备去车站买票。出门正碰到刘亦民，他对我说：“雅悠，明天就是周日了，我们今天最好就去采访一下第三中学那两个拾金不昧的中学生。”

我说：“亦民，我有事，已经和主编请过假了。”不知当时我出于一种什么心情，我没有告诉刘亦民我要去钢城看小东。

等我到了钢城车站，天已经晚了，快到下班的时间了。我从车站打车直奔钢城市委。可小东不在，办公室的人说他去了离钢城三十多公里的玉洋县去了。失望让我的心凉透了，我强忍着没让泪水流下来。我问：“那杨小东什么时候能回来？”

也许是我问话的方式引起了那位同志的注意，他重新放下手里的工作说：“杨市长恐怕下班前不回来了。您是他的同学吗？”

我说：“我是他的爱人。”

那位同志从办公桌后面走了过来，热情地让我坐下，并马上给玉洋县打电话。电话通了，小东接了电话，那位同志把电话递给了我，电话里传来小东熟悉的声音：“雅毛，你来得好快吆。我以为你明天才到呢。你今天要来，打电话时也不告诉我。”

此时我的泪水已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背过那位同志，委曲地说：“你说让我来看你，你却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小东柔声地说：“我是主管工业的，今天在玉洋县召开一个重要的乡镇企业调度会，我不能不参加。会议已经结束了，我马上赶回去。你先让办公室的人把你送到我休息的招待所。”

由于小东来钢城一直是单身一人，所以一直住在市委招待所里。办公室的同志把我送到了小东住的地方。

小东住在招待所最里面的一栋小楼的二楼，住宿条件很好。他住的房间是里外两个套间，还带一个卫生间。房间收拾得很整洁，看来每天都有人收拾房间。外面的一间屋子有一个大办公桌，桌子上放着许多摆得整整齐齐的卷宗和档案盒、桌子的另一侧有一个放满书籍的大书柜、和书柜并排立着的是一个铁制的卷柜、桌子对面放着一排沙发和茶几。里面一间屋子里靠窗放着一张大双人床、挨着床边的墙前立着一个布衣柜，布衣柜下面的鞋架上放着一双擦得铮亮的皮鞋，小东从家带的一只装衣服的皮箱放在一个木头椅子上。

我想从房间里找一本打发时间的书，翻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本我想看的书。最后我躺在床上休息，不知过了多久，我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