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话用到余秋雨的身上，似乎更加而然。
先前的余秋雨本来生活得风平浪静，似乎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余秋雨这个名字，更遑论对其生活履历，道德品格的了解了，尽管那时的余秋雨也还是余秋雨。然则自从他写出了《文化苦旅》等一系列文化大散文，并以此如日中天后，便受到了一些文化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攻讦。
这些人中，有金文明一类专门从余秋雨的文章中寻求瑕疵，以为其订正用词用典的错误，进而彰显自己学问的。这样的一些人的做法似乎也还可以，因为无论怎样，毕竟还属于学术的范畴。所为可疑者，仅在于，中国的书籍汗牛充栋，自己的书籍也不可能完美无瑕，何以他们就不忌掸别人的口水，而专门要找余秋雨的毛病呢？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确也达到了黯淡余秋雨的光芒，使他不再那么光焰耀人的目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似乎也闪亮了自己一把。因为月亮的光芒也还是因为借助围绕太阳的旋转而获得的，尽管那光亮有些阴冷，有些寒人。虽然如此，但毕竟那光亮是靠着学术的争论而获得，别人似乎也说不出什么。
然而却也有一些诸如余杰、古远清之类的人，也许因为没有金文明那样的学术专长吧。便把着眼点放到了对余秋雨个人品格上的调查上，以求从另一个角度取得突破。余秋雨本一介书生，似乎也没有什么偷鸡摸狗的刑事犯罪，嫖娼狎妓的生活作风，贪污受贿的经济污点。所能寻求的便是他曾经参加过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时代的潮流，据说参加过的人很多。也据说对这件事情，组织已经做过结论，甚至对每个人也都有过政治审查，本已经成为了一段淡出于人们记忆中的历史了。对于这些，古远清一类大概也不是不清楚，很可能的原因便是搜寻了余秋雨所有的过去，也实在没有寻求到什么名目，便只能从这里取得突破了。
既然要翻历史的旧帐，总要寻求一个名目，因为不这样，似乎也有些太过司马昭之心，有碍于颜面了。而这名目便是借鉴历史，避免重犯错误。历史的旧帐不是不可以翻，倘若真能起到警示后人，杜绝后患的目的，完全是可以大翻而特翻的。但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位高权重者有之，风光一时者也有，何以非要找一个那时方才二十几岁的青年，以为历史的标杆呢？
文人的聪明就在于他的权衡之术。附着于政治，以壮大自己，大概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心理吧。这次所说的，借鉴历史，以避免覆辙重蹈，似乎体现的便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但是，在这样崇高境界的寻求中，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盛名于当时的人物，他们却愿意绕着走。因为以卵击石的后果，他们实在不愿意去尝试。至于那些无名小辈，考虑到自己的身价，他们又不屑一顾。
余秋雨不轻不重，声名又如日中天，倘若把他击倒，大概也就舍我其谁了。因此，余秋雨这次的遭人发难，也实在有他自身的原因，倘使他不写《文化苦旅》，或者写完这本，不再继续折腾，也便难于成为人家选定的目标。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读者的原因，倘使读者不把他捧到如日中天的高度，也不至于让他落到如此下场。假清高而名望自己，鄙世俗而抬高身价，是中国的文人的一贯做法。然而这次对于秋雨那些历史旧帐的翻弄，人们似乎总能在那后面，看到一点不善良的内容。文人的相轻，大概也便包藏在这样的一种心术中吧。
春风得意马蹄疾。文人的清高常常是一种不得势时的表象，当真有权势者送过笑脸来，那种畅快是任谁也拉不住的。而那时节的文人相轻，是决不会亚于刀光剑影中的沙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演出过一场“焚书坑儒”的历史丑剧。而那始作俑者，却是那个法家大学者李斯。正是他假淳于越与周青臣之争，而借题发挥，排斥儒家及其他异己学派，方才提出：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情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尽管那最终决策者是秦始皇，但倘使没有李斯的这番发言，大概是任谁的肚子中，也流不出这样的坏水吧。文人相轻的后面，似乎也常常包含着一种不善良的心态。余秋雨不是神，自然也是可以批评，甚至也有很多地方应当批评的。但是用这种从后面整理材料，收集政治瑕疵，进而洋洋洒洒出版专著，以用“庭外审判”的方法，将其搞垮搞臭，大概也算是开创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先河吧。
西汉王朝虽然没有“焚书坑儒”，但却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豢养儒生以为皇权喉舌的方法，扼杀了百家争鸣，进而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第二次洗劫。看来文化不附着于政治，大概也却是很难。但是政治风云，瞬息万变，文化却决不会顺应着政治的力量而沉浮的。
南唐后主李煜，尽管政治劣迹斑斑，但他的词章却没有因此而消亡。“苏黄米蔡”四大家中的蔡京，虽后世所恶其为人，但其书法却至今难求。周作人、梁实秋、胡适、徐志摩、等等那些纷争于历史人物的书籍，大概又摆放在了当今读书人的书柜上吧。甚至胡兰成与张爱玲的那种脏而美的《今生今世》，不是也在激动着无数的人们，为其热泪盈眶吗？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话说起来，似乎平平淡淡，然而在那后面究竟蕴含了怎样的心术，大概只有文化人自己知道。说这话的那个曹丕，不是也用政治扼杀的办法，逼迫得自己的弟弟走投无路，而七步成诗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本是同根生的中国的文人，什么时候能多一点善良，在相轻的时候，少一点政治扼杀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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