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宁星星竹海,我看见一架秋千。那是一个暮云低垂的冬日,我陪来自北京的几位编辑参观竹海。一行人中,有一男一女两位青年,男的怂恿女的坐上秋千,女的笑了笑,没有动,大概是在我们面前有些腼腆。此时,我倒端详起这架秋千来。因为不久前,我看了一则消息:美国“星媒体”网站把“在月光下荡秋千,越高越好”,作为“让爱情天长地久的50条秘诀之一”。这条消息,多少有点让我有些纳闷,秋千在爱情中的位置,何以被美国人提升到这个高度?
在中国,至迟在唐代,荡秋千已是风靡朝野的游戏了。每年寒食节前后,皇宫中都要竖起秋千架,让嫔妃宫女们尽情玩乐。他们身着彩衣绣裙,凌空舞动,体态轻盈,宛若仙女从天而降,唐玄宗看得入迷,把它称为“半仙之戏”。有了天子的雅称,这种游戏自然会风行开来,何况唐代是一个崇尚潮流的时代。从此,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下,就多了一道令人眩目的风景。
很快,这道风景引起了诗人们的注意。不过,他们并没有加入游戏的行列,他们只是以一种惯常的姿态袖手旁观。这种游戏让他们心动不已,不免生出一点绮丽的梦想,一点淡淡的忧伤,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烦恼。于是按照他们一贯的做法,信手写入诗文,写入词曲。他们还会有意无意地虚构一些背景,比如绿柳如烟、隔帘花树,比如彩蝶飞舞,落红飘飞。当然,还可以设想得更浪漫些,渐渐地,因为诗人的参与,这种游戏淡化了外在的目的,渗入了艺术的因子,变得诗意起来。而在我们后人的眼中,那些诗人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诗情画意的一个部分。
在对待秋千的问题上,我实在看不出帝王和诗人之间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要说有的话,也许帝王多了一些行乐的快意,而诗人则添了一层莫名的忧伤。有一个诗人,大概是苏轼吧。在一个花落残红青杏小的暮春时节,当然也是燕子归来的时节,他偶然路过一个绿水环绕的村落,听到了院墙里青春女子的笑声,他知道,她们正在进行荡秋千的游戏。不知怎么的,这位旷达的诗人竟生出一腔烦恼来。是因为青春妙龄与中年心态、落寞情怀与欢快笑声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的吗?我无从知晓。不过,人生的确有很多烦恼的理由,很难说清楚的。我只是觉得,就秋千来说,似乎帝王的提倡之功不可抹煞,而诗人的歌咏更是通过幻想的意念,让这种简单的游戏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进入了审美的范畴。
不知什么原因,我看到眼前这架秋千时,多少有些失望。因为它是铁链悬挂,而不是柔丝软系,这就让人多了一层冰凉之意而少了温馨之感。更重要的是,它孤零零地悬挂在那里,没有翩飞的衣带,没有欢快的笑声,更没有笑声颤落的紫红花瓣。不过,我还是轻轻的抚摸了一下那厚厚的木板,随手送去,秋千晃荡起来,竟然惊动了树上的一只寒鸦。
至于我对秋千的看法,想来也很简单。它不外乎是男人专为女人制作的一种简单的玩具,也是唯一属于女人的、能带给女人快乐的玩具。也许因为简单,才使得制作成为可能;而因为唯一,才留下一点可以让他们自豪的东西。试想,在那样的年代,男人用目光给女人圈定了一块领地,她们长期锁在深闺内院,与外界隔绝,低眉敛容,笑不露齿,秋千自然受到她们的普遍欢迎。无论是富家女眷,还是小家碧玉,都可以晃来荡去,排遣郁闷。当大地回春,气候转暖,她们走出户外,登上秋千,临风舒展,让自然的风亲吻她们的肌肤,这个时候,她们就显得异常率真,及其坦诚,那咯咯的笑声就像一篇张扬人性的宣言,那翩飞的裙裳简直就是一面精神解放的旗帜。
2003年冬于温泉蜷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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