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文学艺术创作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批判对象。这时期带有一些现代主义精神气质与艺术技巧的诗人，自觉形成了地下文学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崛起的“朦胧诗”。“朦胧诗”从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出发，进行一次历史反思与文化反思。诗人们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蕴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艺术风格深刻体现了时代特征和人性深度的情感体验与提炼。但由于太注重西方现代主义的象征手法，某些诗人逐渐从“朦胧”走向“晦涩”。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朦胧诗”；“五四”精神；现代主义文学；晦涩

20世纪初，与“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爆发的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在这场声势浩荡的运动中，中国新诗充当了狂风突进的急先锋。它勇敢地冲破旧体词从思想内容到格律形成的重要樊篱，大胆用口语白话如诗，真切地表达了当时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的心声，奏响了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主旋律。从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白话诗8首的诗体大解放开始，后经郭沫若等人努力创造，自由体诗已成为冲破诗词后中国新诗的主流。但在诗体大解放的时代，诗人们已不愿在冲破了一种僵硬的格式后，又被另一种格式套住，他们不满足只有一种自由体。于是有新格律诗的提倡，有象征派的引进等各自在新诗艺术上进行探讨。因此，诗歌领域出现了形态较为鲜明完备的各种流派。如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以艾青、田间为代表的“七月”诗派和以穆旦、辛笛为代表的“九叶”诗派等。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开始一场历时整整十年的中国现代历史上空前的政治运动。它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知识分子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从一开始就　是以文学艺术创作为主要批判对象。面对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带来的灾难和恐惧，年轻一代中的敏感者开始萌生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以曲折或直露的方式对“文革”进行反抗，以及对社会进行沉思内省。他们在70年代进行了一些“地下沙龙”与“地下诗社”活动，形成了地下文学中较有规模的探索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作了预告。随着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长期遭受压抑和拘束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开始复苏，终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朦胧诗”，为中国诗歌史树起了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从1979年至1982年，是“朦胧诗”繁荣发展的四年，此间大批“朦胧诗”迅速在全国各刊物上发表，形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巨大势头，几乎是与之同时学术界也展开了一场长大六年之久的激烈争辩。1980年5月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在新的崛起面前》，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这些诗人的探索精神，认为他们是让人兴奋的新的探索者，有利于新诗的发展。同年8月，评论家章明在《诗刊》上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指出这些年轻诗人的诗歌“叫人看不懂”甚至“晦涩”，以此否定“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在“朦胧诗”的创作队伍中，舒婷和顾城是两位主要的代表人物。

当“文革”十年的噩梦结束以后，“文革”残存在人们记忆深处的“伤痕”终于得到了宣泄的机会和可能。但过去的岁月依然像巨大的石块一样压在亿万人民惊魂未定的心上，直面十年浩劫之后的真实生活，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成为当时诗人们的强烈要求。他们表现出对痛苦历史的刻骨铭心般的个人绝望与忏悔意识和一种强烈的否定意识与怀疑态度，进而由怀疑而表现出鲁迅般的绝望的抗争。诗人们在对现实批判的过程中包容着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和理性思考。正是这种批判、怀疑、否定的价值取向，代表了中国诗歌现代主义的倾向。在特殊历史环境与条件下产生的“朦胧诗”，是受伤一代人的情感结晶，它深刻地展现了一代人的心灵印记与人生档案。当他们以全部的青春作为代价，承受着社会的欺骗、亵渎、出卖之后的迷惘和痛苦时，从负面上获得了一种原本不应得到却难得可贵的财富，他们在精神迷途中寻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广阔天地。这种精神的获得，首先建立在揭露黑暗的否定性情感和社会批判的基点上。他们以悲壮的姿态，直接承接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意识，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战斗精神，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突出的反思与探求精神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者的结合，构成了“朦胧诗”的精神内涵，它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而且还把目光投向未来，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就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诗人圣洁、高尚的爱情观念和勇于表现爱情的非凡气质，又是一种平等与独立的人格宣言。特别是舒婷从爱情角度深化了“朦胧诗”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更具有历史反思与文化反思意味。

“朦胧诗”在艺术上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以表现心理情绪和感受的真实代替实景实事的再现，以审美为基点的多元趋势的价值观代替单一的社会功利判断。每个诗人都是融化在自己心中的“诗的世界”，标志着诗歌艺术向自身的回归，而“意象”的出现，又给“朦胧诗”带来了形式上的生命。出于对当时现实的高压以及“流行诗歌”的不满情绪等种种原因，诗人们大都采取意象及意象组合来结构作品，既避免过于贴进生活而流于现实，又回避当时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风习。“朦胧诗”以意象的朦胧代替了形象的确定性，以隐喻、象征及瞬间感受作为组织意象的心理基础，在创作技法上采取时空切割、多层建构的意象组合来代替明白晓畅的直述，由蒙太奇的连接，感受角度的改变，多重意识的交替来构成节奏上的跳跃，加深组合的密度，将客观具象转化为心灵意象，构成诗歌的运动感。诗人们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借鉴，大大地开拓了表现现代人情感意识的艺术空间，在实践的过程中，渐渐圆熟起来，新的语言形式融入了民族语言的表达经验，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朦胧诗”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诗歌传统结合起来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这些表现技巧上的探索，对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叙事话语的改变和个人立场的出现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舒婷和顾城是“朦胧诗”派的核心人物。舒婷的诗歌风格侧重表现个人的情感世界，但这种情感不仅仅是私人性或简单情绪化的宣泄，而是包容了深刻的时代特征和人性深度的情感体验与提炼。诗人经历了一个由人性的思考到人生的思考的情感深化过程，注重将个人沦丧与个人失落的忧患融入人生思考，将个人不幸与人生使命密切结合起来，把个体的心灵伤痕投入到整体生命的历史进程中。顾城的诗歌则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揭露现黑暗、丑恶、庸俗的现实世界和对大自然热切的投入和幻想是顾城诗歌的主要创作主题。大自然给予他一种现实世界中无法体会到发温馨。“朦胧诗”创作在内容上的选择和艺术的表达方面具有与传统诗歌相异的品格。从内容表达方面上看，“朦胧诗”表示出一种社会批判意识，一扫过去诗歌中一味歌功颂德的作法，用诗歌形式来反抗专制、暴力、愚昧、迷信，来深刻反思民族悲剧。从艺术表现方面上看，“朦胧诗”重视个人情感，强调个人生命感受，关注“人”和生命价值，将诗歌切入精神世界，表达一代人内心的呼唤。“朦胧诗”通过意象组合，富于运动感的节奏，朦胧的画面，立体的构图，隐喻象征的手法，深入地揭示了诗人自我内心的隐秘和情感世界。这从形式和手法上否定了当代诗歌浅、白、直的弊端，同时对中国20年代象征派诗歌甚至现代主义传统进行了一次大的修补和完善。

但是，在“五四”精神复苏的大潮下，许多作家纷纷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大力借鉴，一些作家在实践中，渐渐成熟起来，一些作家则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技巧的同时走上了形式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世界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勃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一直延续到当代。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和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在作品的内容方面上，现代主义文学着力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对立关系，和现代人对自我的探讨与思考。在表现方面上，现代主义文学以表现　手法代替再现发，较多使用象征、隐喻和颠倒时空顺序的自由联想，注重表现瞬间的、复杂的情绪和印象，在挖掘深层的意识活动甚至潜意识的领域时，往往采用怪诞、奇特、反理性反逻辑的描写手法。现代主义包括诸多流派，其中象征派是现代主义文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深远的流派之一。象征艺术一般不用真实描写的手法，也不直接地抒发自己的情怀，它往往使用异乎常态的奇怪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以至于用象征艺术手法创作的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生活，会因此造成朦胧、迷离、神秘的色彩。由于象征方法的怪异，诗句晦涩难解，需要读者运用自己的联想去猜测领会，读诗便如猜谜。上世纪20年代，李金法把象征派艺术引进新诗。其诗总体上晦涩、怪诞、神秘，一些词指代不明，一些意象的象征义难以解释，可读性很差，被后人称为“诗怪”。而这些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正体现在“朦胧诗”中，诗人们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李金法之窠臼。其诗晦涩难懂，连读就读不懂的诗，怎能指望读者产生共鸣，受到感染呢？鲁扬在《从朦胧到晦涩》一文中谈到，我们在新诗创作中，出现那么一点“朦胧诗”，从多方面满足读者的欣赏要求，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诗的朦胧是一种美，是诗的一种风格。但绝不是越朦胧越好，而是有限度的，雾里看花，那花要依稀可见，隔帷窥人，也须看到人的轮廓。如果，我们面对的是雾气如磐，帷如铁幕，既不见花，亦不见人，漆黑一片，让人如坠五里雾中。这时欣赏则变成为了一种极其曲折而痛苦的过程。我们欢迎那些符合民族化、大众化的优秀作品，我们也不能排斥那些“洋化”的东西，在民族文艺的大花园里，移植一些具有异族风味的文化，使大花园显得更繁花似锦，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在肯定新诗可以而且应该学习借鉴外国的长处的同时，要经过消化、吸收，万不能囫囵吞枣，要注重我国诗歌传统和风格的艺术形式。在我们具有几千年诗歌传统的诗国里，古往今来，还没见被哪种看不懂的诗所统治；在艺术美学或艺术评论的领域中，我们似乎还没发现过“晦涩美”这一概念，也没人承认“晦涩”也是一种美的艺术风格。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艺术一旦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或者硬着头皮去接受和理解，那么只能意味着这种艺术的没落和消亡。所以，李金法是寂寞的，他的诗也只能躺在图书馆里睡大觉去了。

“朦胧诗”派作为一个创作群体，虽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业绩，发展成为相对完整的诗歌艺术流派。1984至1986年，是“朦胧诗”的过度期与衰落期。这时期最早的一批“朦胧诗”诗人开始进入到沉思阶段，期待着再度崛起。而另一些诗人及文学爱好者积极投入到“朦胧诗”的创造队伍中，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朦胧诗”在被接受与被大量复制的同时，一部分人已开始以更新、更猛烈的态度向“朦胧诗”挑战，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新生代”、“第三代诗歌”或“后朦胧诗”的新诗实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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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国当代文学》　陈思和、李平　主编

[2]《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黄修己　著

[3]《中国当代文学自学指导》　李平等主编

[4]《当代文学名著宝库·致橡树》

[5]《鱼目集》　卞之琳　著

[6]《外国文学》　匡兴　主编

作者：高野

本文已被编辑[苏少晨]于2005-5-14　19:01:36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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