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同学平年，准确地说，只是三年的同窗，在我升入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已经和他的父亲一起喂奶牛了。这样，我遥远的记忆里就少了那个又高又黑的玩伴。他比我长几岁，在那个年龄，鼻子下面就已经泛起一层薄薄的绒毛；脖颈上，也像雪化后的麦地，突的一下生长起来；他的手，在上课的时候也不安分，常常很陶醉的样子在裤裆里伸缩。当时我还是很懵懂的，总听平年给我讲一些奇怪的事情。他绘声绘色地说他刚过门的三婶，在新婚之夜被他三叔害得嗷嗷叫，他都听见了，他还说他将来也要把他的媳妇害得嗷嗷叫，“我啥时候才结婚啊？”最后，他靠在教室外面的那堵被冬天的太阳烘晒着的墙上，无限憧憬地遐想，眼睛看着院子里跳皮筋的女同学。

十七岁的时候，他便结婚了。他喂了六年的奶牛，也总算攒了点钱。他用这些钱给自己布置了新家，娶了媳妇，奶牛那年也死了。不过奶牛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相亲的那天，大芳本是看不上平年的。她说平年黑，平年说那是健康，她又说平年家穷，平年一瞪眼，脱口而出，我家还有奶牛呢。于是他们结婚了，一个月后奶牛却死了。那天，十九岁的大芳哭得异常惨烈，让平年大为感动，他上前扶起大芳，宽慰道：“行了，又不是我死了！”大芳一抹眼泪，痛心地说：“奶牛一个月能挣三百块呢，你能吗？”

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少年就这么成了家，我不知道他如何履行做丈夫的义务，更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新婚之夜把大芳害得嗷嗷叫，反正在我离开生长的村子去县城读高中那年，我的小学同学便当了父亲，第二年，他再次当了父亲，我考上军校那年，他又当了父亲，我军校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满足，去年，他再次当了父亲。

平年是个好手！第一个满足他为人父成就感的就是个带把的，在家乡这是很值得夸耀的事情。那段日子，平年似乎神气了许多，眼睛总抬得高高的。他的父亲，也好像看见了血脉延续一般，以夸张的热情迎接了孙子的降生，不但大大宴请了亲朋好友，对儿媳也改了往日的态度，好像他亲娘一样，和蔼了许多。大芳，纯粹成了功臣，满月之后，便终日倚在门口吃瓜子，晒太阳，或者和四邻的婆娘闲扯淡，她们说西安人有钱，整天吃肉，吃完还有水果，“北京人才有钱呢！”其中一个出来纠正，“天子脚下嘛！”“不对不对”，又有见过世面的人发言，“上海人比北京人牛”，“你们都错了”，大芳很自负地总结，“看电视了没有，深圳人最有钱了，特区，知道么？知道啥叫特区吗？没钱能叫特区吗？没看见村里的姑娘娃都朝那跑吗？过年时回来，一个个打扮得都跟妖精似的，有钱……”大芳很久没下地了，她可是功臣啊！第二年，这位功臣又续战功，但这次平年失手了，一个女孩让功臣失去了往日宠幸的地位，公公没在院子里摆酒席，对她也不再像对亲娘那般和蔼了，她也自觉，时常扛着锄头下地，当然也不会倚在门口吃瓜子，晒太阳，讨论那里人最有钱，反正自己没钱，真穷！尤其是奶牛死了以后，她又想起了奶牛，便抑不住地伤心。

无论如何，一儿一女的家庭构成在农村也算是圆满了，日子虽过得艰辛倒也艰辛的幸福，看着儿子会喊“爸爸妈妈”，开始会爬，即而会走，平年和大芳都日渐满足了，脸上也时常荡漾出穷人那快乐的微笑。这微笑维持了两年的时间吧，直到那个活泼好动的男孩挣拖母亲的怀抱奔跑到马路上，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碾成了肉泥。

突然的灾难给这个贫穷平凡的家庭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仅有的穷人的欢乐被终日的啼哭所代替。平年会喝酒了，不足二十岁的他还不知如何应付这突发的事件，大芳眼泪无穷尽的汹涌，公公婆婆则是喋喋不休的谩骂她的不尽责。这时候，汽车所属的军工厂派人来了。平年闻讯扔掉酒瓶，拿起一把菜刀冲了出去，大芳也暂停了澎湃的伤悲，顺手操一根擀面杖，她的公公也不示弱，遍寻不到得心应手的武器，只好从柴房里扛起一个连枷。一家人气势汹汹，尤其是平年像一个冲锋陷阵的勇士，拿着菜刀冲在最前。工厂的代表是一个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人。眼镜看着凶悍的农民的愤怒，实在有些胆怯，连忙后退，退无可退之际，高声喊道：“赔，我们赔！”

平年扬起的手停在了空中，扯着嗓子喊：“日你妈的，你儿子被我打死了，我赔给你？”

眼镜看起来很了解农民的脾性，知道以如何最有效也最简洁的方式应付这种场面，他照例说了些节哀顺便事已至此的客套话，然后从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包里拿出五千块钱，“我们单位的一点心意”，从围观群众的眼睛里，眼镜便已经展望到胜利的前景。

平年拿菜刀的手还停在空中，这时大芳显示出了她年龄上那成熟稳重的优势，她扔下擀面杖，走到平年的面前，夺下菜刀，说：“又不是他开得车，你杀了他还得枪毙，我们俩又没死，咱接着生！”又回头对眼镜说：“图个吉利，八千？”

眼镜一楞，马上笑着回答，“我做不了主，明天给你们答复。”

平年还有些犹豫，回头看父母以及围观的乡亲，大家都急切地点头，于是他很便傲然地拍着眼镜的肩膀，说：“赶紧跟你们领导商量好了，明天！”

八千块钱又换回了家庭的平静祥和，一切似乎都未曾受到损伤，当务之急只是尽快地“播种”并期待来日的“硕果”。然而平年已不及当年了，老三并不是预料中的带把的果实，这个结果使得家庭又凭添了许多的伤感，并时常牵连起已经成尘的老大。大芳成了众矢之的，就连平年也时常在酒后骂道：“我的儿子，狗日的，你是咋看的？咋不把你碰死呢？”受尽委屈的大芳只能把气撒在两个女儿身上，尤其是大女儿，已经到了儿子夭折时的年龄了，也会撒娇地喊“爸爸妈妈”，也会爬也会走了，也是那般的活泼好动，但这些只能令母亲更加愤恨，她或许完全能听懂母亲的话，“狗日的，为啥是你哥，咋不把你碰死呢？”

接着老四的出生，令这个悲苦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外加超生的高额罚款，贫穷的灾难已经无以复加，儿子用生命换来的钱几乎全用在刚刚出生的三女儿身上了。

“生！生不出儿子你俩就给我死去！”父亲给了最高指示。

小两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都三个女孩了还想怎样？再生加倍罚款，没钱就搬家具，看你的日子咋过？”村委会也给了严重警告。

“都怪你个狗日的，看不住我儿子，咋不把你碰死呢？”平年把内外的压力全都转化为对大芳的愤怒。

“狗日的，为啥是你哥，咋不把你碰死呢？”大芳也只能如法炮制把委屈撒在女儿身上。而女儿真的听懂了，很懂事地跑到了马路上，步了哥哥的后尘，被军工厂接送工人的班车碾成了肉泥。

眼镜又来了，他没看到几年前那愤怒的场面。平年正平静站在门口，看见他便远远地跑过了，握住他的手，说：“你怎么才来？快，屋里坐。”

而屋里早已摆好了待客的酒席，平年一家人笑吟吟地，似乎一副喜庆的样子，这情形是眼镜始料未及的，踌躇着不知如何应付，只好顺口说：“真对不起，又是你们家，怎么不看好孩子，这个年龄最好动了，你家又在马路边上，你说这事情……”

大芳等到眼镜无话可说之后才爽朗地问道：“你们这次赔多少？”

“是啊，这次赔多少？”一家人也立时关切地询问。

“赔当然是要赔的”，眼镜说，“虽说人命是无价的，但这种事情谁也无法预料，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让事情变好一点，我们领导也知道了又是你们家，所以特别叮嘱我做好工作，希望你们不要太过悲伤，钱，只是一点心意，我们领导说了，一万块！”看着平年一家人诧异的神情，眼镜不放心地接着问：“怎么，嫌少？”

一万块又给了这个家庭难得的欢乐。眼睛走了之后，欢乐的酒席仍在继续，大芳还到厨房加了几个菜。平年的父亲喝得满面红光，乐滋滋地说：“你看这些工人有多扯（傻）！咋女娃比男娃还值钱？你俩就好好给我生，一定给我把孙子生出来！别怯祸（害怕），咱现在有钱，叫他们来罚！就是的，怯祸啥呢？孙子要紧……”

一年后，企盼已久的孙子终于降生了。院子里的酒席刚张罗好，村委会便来人强行要走了一万块钱还把那台刚买不久的电视机也抱走了。这令我的小学同学一家人大动肝火却也无可奈何，国家的政策摆在那里，有时候，国家的政策到了落后的农民这里就需采取强硬的手段，因为要铲除封建的残孽，只能强硬。

平年又一贫如洗了，但终归达成了夙愿，也算是值得的事情。

功臣又无需下地了，但也没有了倚在门口晒太阳吃瓜子的权利，功臣唯一的职责便是看好这个难能可贵的孙子，免得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孙子的两个姐姐，或许根本就算不上人吧！

那又是两个活泼好动的小女孩，长着一张红扑扑的脸蛋，水汪汪的眼睛里透出了对陌生世界的好奇，她们也要成长，也要像她们的弟弟一样，得到父母的关怀和疼爱，甚至最起码的保护。但她们没有，她们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没有一个好玩的玩具，因为家里太穷了，因为这贫穷的家里有一个天生就该受到宠爱的弟弟，他占有了父母全部的爱和关怀，以及无微不至的保护。那个大女儿就在这样无助的环境里，在一个沉闷的午后，找寻她已故的哥哥和姐姐了，命运为她早已安排好了出路，注定她夭折不得长寿，为她的弟弟，为她这贫穷的家。

女儿撞死之后，出人意料的是，眼镜并没有及时地出现。平年一家人等得焦急了。钱啊，他们太需要了。

凡事还需主动，父亲教导平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主动出击，去工厂索赔。是这个道理，平年急匆匆地去了。

在工厂的传达室里，平年手舞足蹈地给一个看大门的老头表达了自己的来意，老头气恨地说：“又是你们这个村的，自从几年前撞死一个男孩后，这几年我们赔了多少钱，每年都有小孩子跑到马路上，你们是怎么看孩子的，巴不得孩子被撞死好要钱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要不怎么都是女孩？你们这些农民！”

平年也不好辩驳，因为这几年确实不止他们家，也有其他几家发生了这样的不幸或者说幸运。最后接待他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小伙子告诉他眼镜已经调到总局去了，这次由他处理这件事，小伙子还告诉他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工厂要搬了，以后没有接送工人的班车再路过村子了，“这样，你们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了”，最后小伙子真诚地说。

“好好的，搬什么？”平年显得万分遗憾，“那这次总得赔吧？”

“那当然”，小伙子说，“听说你们家已经是第三次了，所以应特别照顾，一万五，就当我们厂的一点心意，好好把孩子葬了。”

“一万五？你看你们马上就搬走了，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您能不能和领导商量一下，再加点？来，抽烟吧！”

事情最后以两万块的现金划下了完美的句号，此时已经是2004年了。那一年，我回到了家乡。其间我偶然去了我的小学同学的家里，见到了他仅剩的两个孩子，那个女孩已经到了奔跑的年龄，但她丝毫没有那个年龄的孩子的活泼劲，呆呆地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拿着我的军帽傻笑。我的小学同学递给我一枝烟，不错的烟，看来他的家境已经好转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大芳，一个铁塔一般黑壮的女人，她正撩起上衣给一个婴儿喂奶，坦然无畏的样子，大声地跟我讲话：“噢，你就是平年说过的那个同学啊，看，你们读书人就是不一样，到底是到外面闯荡的，还是军官吧？”我看着她怀里的婴儿，问：“这是老几啊？”“真正算起来，是老五了”平年回答我，“就为这个狗日的，前前后后罚了好几万呢！”

“儿子，是吧？”

“儿子！哈哈，咱儿子！”我的小学同学开心的大笑。

我告别了那个儿子以及他的父母，在走出家门的时候，我回过头在心底问道：“儿子？你知道你是你两个姐姐用她们幼小的生命换来的吗？”

那个白痴一样的儿子当然听不到我的话，即便听到了也不会懂，他正憋足了劲，把一口奶吐了出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