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漂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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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深秋，饥饿开始降临到家乡大地。不知是什么原因，社里两个多月没有分粮。有点存粮的人家，还能勉强支撑着，我家却没有一点存粮，连麦麸和皮糠都翻出来烙饼吃。当时既没有料到也非常不适应，还不知道这仅仅是刚拉开的饥饿序幕。

有一天，听说戴窑镇可以买到芋头仔儿，芋头虽然是一种蔬菜，但也可以用来充饥，庄上有很多人摇了一条船去戴窑，哥哥就也跟着去了。嫂子在前几天回了娘家。戴窑离我们庄子有十七、八华里路，现在骑摩托车只需二十多分钟，但那时摇船走水路却要三个多小时。那天，哥哥回来得很晚，说因为人多，要排队，一个人只准买十斤，他们排了两回队才一人买了二十斤。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胡罗卜缨子煮的粥，只有极少的一点米，大部分是胡罗卜缨子，锅里黑乎乎的，还剩下好几碗，母亲说，要烧几个把子热一下再吃，他说没事，一会儿就呼啦呼啦的把锅中的剩粥全吃光了，后来才听同去的人说，哥哥一天没舍得买东西吃。

那天夜里，哥哥发起了高烧，第二天早上，额头上滚烫的。那时候，附近没有医院，大顾庄有个叫潘善之的老中医开了家私人诊所，父亲和我把哥哥扶上一条小船，划到大顾庄的西河边，把潘先生请上船，潘先生为哥哥诊了脉，打了一针退烧的盐水针（青霉素）。回家后，哥哥烧得更凶了，到了晚上就开始说胡话，庄上有人说，可能是中了邪，西毛庄有个“野和尚”会看邪病，不如去试试。父亲当时也没得主意，就请本庄的姨父借了一条有棚子的船，把哥哥驮上船上西毛庄。西毛庄在我们庄子的西边，有六、七里路，全是小河。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刮着北风，上船的时候觉得寒意很重，划了好长时间才摸到那个庄子，那个叫“野和尚”的老头儿，被叫起来后虽然睡眼惺忪，但还是煞有介事地为哥哥念了“咒语”，画了几张符。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快要天亮了。

到家后，哥哥虽然高烧不退，仍在说胡话，但居然喂他吃了半碗粥，就是吃的样子不是好吃相。父亲和母亲却认为是“野和尚”灵验。那天的晚上，哥哥的气数已尽，在高烧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结束了他虚龄才十八岁的生命，那天夜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半个庄子的人都听到了父亲沙哑的哭声。现在想起来，那时的人实在是无知到极点，哥哥的病很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延误了治疗时间导致肠穿孔。也有可能是伤寒病，如果能及时到大一点的医院医治，哥哥肯定是有救的。第二天，着人四下里给亲戚送死讯，嫂子是一路哭着跑回来的。第三天下葬的时候，嫂子死活要跟着下田送葬，亲戚们拚命地拖住她，没让她上船。因为那时家乡有一种不成文的习俗：为丈夫送过葬的寡妇以后就不能改嫁，可怜的嫂子那年虚龄才十七岁。哥哥葬在河西圩子我家三、四年前新买的一块田里。十几年后深埋坟茔时是父亲和我两个人去挖、埋的，当时棺材已经只剩下几块朽板，骨殖中还挖到一支随葬的胶木杆钢笔。

哥哥死后家中的生活更困难了，为哥哥办丧事又预付了一些粮食，这个冬天是没法过了。于是，痛失长子的父亲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把已入了社的船“偷”出来，带着全家重返江南。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父亲悄悄地把我家的船撑到家门口的河边，母亲就在家中收拾要带走的东西，我和父亲就轻手轻脚地一趟一趟的往船上搬东西。一直搬到快拂晓的时候才偷偷地把船撑离庄子。这时船上还有十二岁的妹妹、九岁的三弟和五岁的四弟。嫂子在哥哥死后就被劝回了娘家，全家出走的计划是一直瞒着嫂子的，如果嫂子知道了就会一定要跟出来，她仍然希望能留在这个家庭里，因为嫂子只比我大一岁，那时又流行“叔招嫂，人人喊好”。母亲却认为嫂子的“命”太“狠”，她幼时“克”父，现在又“克”死丈夫。同时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本村为我定下了一门亲事。不带她走是为了让她死了这条心，早点找个人家嫁出去。后来听外婆说过：嫂子在娘家经常以泪洗面，每逢农历月份哥哥的忌日，都要摆一张小杌子到门外巷口上，为哥哥供饭烧纸。后来还回到我们庄子，在已经差不多搬空了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并在社里上了几天工。

那天黎明时分，船才行到离庄子三、四里远大顾庄北舍，那是大姑母的庄子，比父亲大十六岁的大姑母见到了最小的四弟一家落魄的样子，流着泪煮了一锅子糯米饭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当天的下午，船行到戴窑后就停在“端午”桥下苫船蓬子，苫船蓬子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先要把船上乱七八糟的全部家当一样一样地搬到河边的岸上，幸好蓬子的骨架都是以前从船上拆下来的原装，父亲又是熟马旧路，只忙活了半天就搭好了。那时，倒也不怕遇到庄上的熟人，庄上的人对我们家的遭遇都是很同情的，就是有人看到了也不会拦我们，哪怕是社里的干部看到了，也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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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晓行夜宿，父亲有一种久困牢笼一旦成功逃脱的感觉。七八天后的一个黄昏，船终于过了长江行到了无锡。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船上已经没有一粒米了。第二天，父亲在无锡的乡下买到了几十斤高价的稻谷，又跟附近的石匠买了一付手磨，那付磨子比洗脸盆大不了多少，是人家用来加工麻油磨芝麻用的，用那种磨子磨稻谷，磨出来的米既糙又碎，同时也没法把混在米里的稻壳子分离出来，煮的饭里面也混有糠屑子，不过吃起来还是很香的，毕竟要比麦麸和米糠好吃得多。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做什么营生养活这一大家子人？“洋货”生意是做不成了，因为那种生意需要较多的铺底资金，而且时代不同了，那种生意也不一定能赚到钱。于是父亲就决定把船直接开到浙江，到那里去装上一船荸荠，再行到上海去零卖。听人说：那时上海虽然粮食也上了“计划”，但街上的熟食仍然没有要粮票。去浙江的路上，天气反常地起了几天南风，我便天天上岸拉纤，时值初冬，纤路上飞舞着湖桑的落叶，远处逶迤着青青的山，路边的小草还未完全枯萎，此情此景不由使人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两句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有一天晚上船停在一个叫平望的镇北边过宿，有两条扒河蚌的江北船也停在那里，两条船上的人是一个庄子的，也是从家中刚逃出来的，船都很小，大约只有四、五千斤载重，他们没有本钱做生意，想在这里扒一船河蚌到上海去卖。他们的船上都没有了粮食，只能以蚌肉烧青菜当饭，船上的孩子们样子更可怜，那时节还穿着单衣，屁股冻得红红的。他们希望尽快地扒满一船蚌，然后把船开到上海，他们说：到了上海就有命了，因为可以用卖蚌肉的钱去饭店里买饭吃。与他们相比，我们的船上还有一点夹着糠屑子的碎米，还有一些本钱去贩荸荠。但也实在没办法帮他们，只是劝他们再扒两天早点走，不要把孩子们饿伤了。后来我们船在浙北的一个叫塘西的地方装了一船荸荠，说是一船，其实只有半船，因为荸荠收获后是和着烂泥存放的，卖的时候才取一部分洗净、打样、称重。船往上海开的时候，天天起北风，重载船行逆风是非常艰难的，尽管行船的人像打架一样的拚命用力，一天也只能行二、三十里路。我的一双小时候玩过烂泥的手，已经在寒风中冻裂得血肉模糊了。快到上海的时候，船必须从西向东穿过淀山湖，幸好那天风停了，船在风平浪静的湖面上行了一个上午才行到朱家角，第二天下午船过七宝镇，就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上海的高楼大厦了。

后来船就停靠在上海西郊一个叫“小菜弄”的地方，记不清是中山西路的几号桥，只是记得附近还有一座铁路桥，离上海西站也不远，从那里步行半个小时左右可以走到徐家汇。那里停靠着很多江北船，是都市角落里的水上贫民窟，有拾荒的、讨饭的，还有拾三合土的。起先我并不知道什么叫三合土，后来才知道三合土就是把捡到的碎砖碎瓦用小铁锤敲成鸡蛋大小，这种便宜的材料可以用来修筑简易公路，甚至还可以用来代替石子预制“水门汀”（即混凝土，当时上海人叫“水门汀”，可能是外来语音译）。靠船的岸上是郊区农民的菜地，夜里经常有江北人上岸偷菜，当地人就愤愤地骂人：“江北赤佬样样要，就是面孔弗要”。古人说过：“礼兴于有而废于无”，当一个人连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是要不起“面孔”的。

1957年的上海，对于逃荒的人们来说，确实是人间“天堂”，因为那年在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杭州没有粮票是买不到任何东西吃的，而在上海遍布大街小巷的食堂（那时低档饭店都叫食堂）、早点摊都是免票向人们开放的，早上随处可以买到大饼、油条和豆浆，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也只有一角钱。中午，徐家汇有两家食堂供应饭菜，档次较高一点的是位于徐镇路口的一家小饭店，那里卖的是大米（即粳米）饭，一小碗四分钱，不过量极少，只有几口饭，难得有外地人光顾。还有一家食堂卖的是籼米饭，一角钱一大碗，是盛得满满的、冒尖的一碗饭，据说是半斤米煮的饭，饭的重量是一斤二两。这家食堂不供应炒菜（也没人舍得买），只供应青菜汤，买两碗饭要搭售一碗一角钱的菜汤。到这里吃饭的全是外地逃荒的和当地做苦力的人。因为人多，买饭的时候要排队，有的船上人带着锅、盆买饭，他们喝掉菜汤后便把饭全部带走，因为他们船上都还有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后来我每天中午都在这里化三角钱吃两大碗饭和一碗菜汤，这在当时可以算是相当“奢侈”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