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大学　一

数日来我一直很消沉，连最喜欢的伏案写作都丢下了。我从24岁正式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我以顽强的毅力，每天坐在工厂宿舍门外的走廊上坚持着写作。前面我已经写了，我是个重体力的炉前工。在强体力劳动状态中，每天都要工作8小时以上。疲劳一天的工友早已睡去，我不想打扰他们的休息，只好在走廊上圆着自己的文学梦。

我创作的是一部以自己8年的知青生涯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最初题名《火红的青春》，以后，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建议下改名为《红柳滩》。三年里，我就在这样的创作条件下完成了一部28万字的长篇小说。并先后改稿3次，共计写下了100多万字。可惜由于年代久远，条件有限，我的手稿没有被全部保存下来。顺便提一句，严鹏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启用的笔名，一直到我这个名字做了常用名以后，才将笔名做了调整。到2002年上网开始，正式启用了江南铁鹰这个笔名。

四川人民出版社是非常重视这部作品的，编辑部不仅有人专门负责指导、帮助我修改文稿，而且专程来到我所在的工厂。他们的到来使得厂部有关领导也非常重视。按照当时的文学创作理念和指导思想，为我制定了修改的调子和框架。还由我点名抽调了4名工友，成立了一个创作小组。我们忙忙碌碌的按照要求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第四次修改。

可惜的是，这部作品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了解，那个时候的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怎样的指导思想？记得有部浩然写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小说里的主人翁名字叫高大泉。以后人们就把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角嘲弄的称为“高、大、全”。在所有的文艺作品中的主人翁都是英雄，都是高大完美的形象。它们不犯错误，他们没有缺点，他们也没有爱情。

就在我唯心的修改完第四稿，并将书稿送到出版社以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所有的理念和思想方法都被又一次的颠覆！我接到了出版社的来信，他们非常诚恳的做出了致歉，告诉我按照现在的标准，这部书只能从出版计划中拿下来。在信的后面，他们提出了新的建议，只有一个字“改”！我要想出版必须再一次重新彻底修改！

我拿到这封信差一点没有傻掉！三年的心血，上百万字，就这样变成了废纸一般。这个变故沉重打击了我的创作激情，我被迫就此搁笔。情绪也变得十分消沉……

１９７７年９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５７０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３０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一九七七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一九七八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七八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从那一年起，恢复高考制度。无论什么人都要通过文化考试，才能进入大学求学。为了满足这十年被时代荒废了求学的全国上千万的青年人进入大学求知求学的愿望，中央同时还对当年的高考招生条件，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这个调整向大批在“文革”期间，几乎被遗弃的往届高中毕业生敞开了大学之门。条件明确规定：凡是年龄在35岁以下，具有高中或相当于高中文化水平的往届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考试。

就是上面这个重大的决定，又一次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一年我28岁。我16岁就离开北京，去了兰州建设兵团，在西北边陲渡过了整整八年的大好时光。以后又进入了位于四川泸州的一家国营重型机械厂，在铸造车间冶炼工段做炉前工。在化铁炉前，一干就是五年。从16岁初中毕业到28岁，我已经在大西北的荒滩戈壁上和大西南的化铁炉前，耗费了整整12年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在这十二年当中，我无数次梦想可以重新走进学校的课堂。

这份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我并没有马上看到。刚巧那天工会叫我去城里为宣传队买东西，一大早我就过江去了。

我从泸州回来，刚刚走进厂部的办公大楼，就被迎面而来的董芷英拦住了。她也是铸造车间的，和我一样属于厂子里的“旁系子弟”。进厂前是内蒙古建设兵团的。　

“你去哪里了？我来找了你好几次？”　

“我去给宣传队买东西。找我有事？”　

“有大事！”　

董芷英很神秘的将我拉到一旁，拿出了刊登着那份通知的报纸。

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压抑着内心一种莫名的惆怅，故意很平淡的将报纸还给她，只说了一句。　

“恭喜你们了，终于有机会可以考大学了。”

董芷英很奇怪的望着我一幅麻木的神情，问道：“你怎么这样若无其事？他们每个人看见都兴奋的要跳起来，就是你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淡淡的笑着说：“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这个事情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啊？”　

“怎么会没有关系？你就不想考大学？”

我指着通知上的招生条件，说：“这里不是写的很清楚？招生对象是35岁以下，应届和往届高中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青年。我只是一个初中生，就是想也没有用。”

董芷英瞪着眼抢白我。“你可以算相当于高中水平啊。”　“这个可不是你说了、我说了就算数的。”　

“不就是开个证明吗？我帮你找厂办说去！再说，要不是你有这个水平，厂工会也不会把你调过去给宣传队搞创作吧？你还一直在写小说，厂里谁不知道？开个证明应该没有问题。”　

……　

就这样，我便在别人代替报名，又代替开好了相当于高中文化的证明，以一个初中生的实际身份，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恢复“高考”。　是这次参考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报名以后我们进入了非常紧张的复习备考阶段。现在说来真的实在很可笑，已经十年基本不摸书本的一批大龄青年，要在1个月之后参加高考！是不是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可这就是当时的事实。全国就有和我一样的五百七十万青年参加了1977年冬季的考试！　

复习真的几乎无济于事，也不过就是临阵磨枪的翻阅一遍复习大纲而已。当时教育部责成各地在最短时间拿出了各科的考试大纲，其余就是民间用最快速度泡制出来的复习大纲。我们的复习无非就是把这些大纲从头到尾阅读几遍而已。　

对我来说，难度就更大了。我是初中生，数理化的高中内容，连门都摸不着！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采用的应考方针。简单说叫“弃理攻文”。本来我在初中时数理化是很好的，为了应对考试，我首先是选择考文科。文科当年考5门：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理科则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我在复习时定的战略是：语文不看，政治强背，史地细读，数学放弃。　

这“语文不看”，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语文非常自信。我知道语文科目的考试是70分作文，30分语文知识。作文不是靠复习可以解决问题的。语法知识，初中与高中没有多大区别，不看也罢，我有信心拿到20分以上。“作文”本是我的强项！否则我又怎么敢写长篇小说？拿到60分胸有成竹！于是，我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语文拿到80分以上。　

“政治强背”，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所谓的“政治”还是统领一切的灵魂。其实所谓政治考试，就是时事考试，而那个时候的时事就是国内的时政大事。应对考试的方法自然就是把三年之内的这些大事强行背下来。这对我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争九保八”，就是争取90分，保证80分。　

“史地细读”，那年的历史和地理是各占50分，合成一场考试。这才是我的复习重点，因为历史和地理既有需要死记强背的内容，又有需要理解消化的内容。一个月的复习时间，我大多数是用在历史和地理上。我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历史45，地理35，合起来80分。　

“数学放弃”，我没有读过高中，对高考的数学内容是茫然无知。便索性决定放弃，不给自己任何压力。要是到了考场真是一道题也解不出来就老老实实交白卷！　

那年的高考总分是400分，按照我的自我目标就是240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奢想可以考上大学！这一次参加高考，对我只是实战练兵！我已经决定继续参加明年的高考，那样我还有半年多时间可以去准备，我一定可以考好！　

一个月的复习准备很快过去，高考的时间到了，具体经历我至今历历在目。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