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春色娇艳，阳光也很给力，人的心情会随着季节的变换而起起落落。太高兴和太悲伤，都是写不出诗歌来的，灵感的闸门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被打开。

卧床两年多的老母亲，突然被二姐接走，我的精力顷刻间解脱出来，连续在烟雨上传几篇新作，心里依然不能够踏实。诗歌并不能抚平物质生活的紧张和匮乏。大女儿要读大学，二女儿要读高中，最小的是儿子，也要读初中了，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加在一起，再节省也已经超过了2000元，俗话说，再穷也不能穷孩子，孩子是我们这些，人过四十天过午的人，唯一的希望。今年的花生米价格降到了每斤4元以下，也就是说，我们土地上的收入，已经不能维持一家人日常生活的开销。妻子为了补贴家用，随着村子里的大部分采茶妇女南下至信阳种植茶叶的地区，在清明前一个星期就出发了。而我也在家乡重拾起搬运这项工作。

作为中国花生第一县的河南正阳，所有的工作似乎都与花生有关。花生米被剥出来，花生壳就像一座座小山，作为一种生物能源燃料，花生壳在发电厂找到了很好的销路。把花生壳装上汽车，却是许多搬运工都不愿干的活儿。在剥壳机和卷扬机的轰鸣里，装车现场就像刮起了巨大的沙尘暴，能见度不足两米，最浓的地方甚至甚至不足一米。每吨花生壳的装车费是50元，一辆汽车每次可装货20吨，五个人相互配合，七八个小时内可装满一车货。每人可有近200元的收入。收入还算可以，可是，这20吨花生壳，就像一座小山，这项搬山的工作可想而知，呛人不说，七八个小时里，随着机器的转动，人一刻也不能松懈，每个人身上的衣服至始至终都被汗水浸泡着。

我挥舞着大锨，把花生壳一锨一锨装进巨大的编织袋里，然后再把编织袋拖到传动带卷上汽车，车上有两个人码放。车上的空气相对好一些，可随着机器的转动，来来回回，人在车上也不轻松，并且站在车上有一定的危险和技术含量，装袋的壳子码放在四周，散碎的壳子通过卷扬机堆到中间，没有上绳子之前，稍有闪失就会崩塌，人站在壳子上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四五米的高度也能把人摔出个好歹来。

与我一起干活的是四个七十岁左右的老汉，王叔、赵叔、李叔和徐叔。他们偌大的年纪，干起活来都那么生龙活虎，比年轻人一点也不逊色。由于这项工作太肮脏，对人的肺部危害极大，带着厚厚的口罩，鼻子和嘴巴里总是能够吐出一团一团的灰土。年轻人都怕得了尘肺病而没有谁愿意干，事实上，年轻人多数已经外出，家乡只剩下走不了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名副其实的386199部队。

因为缺人，每次装完满满一车货，盖好苫布，固定好绳索，司机就会请我们五个人在马路边的餐馆里吃顿饭。干活时，大家争先恐后，埋头苦干，到了饭桌上，他们把话匣子打开，听他们说话几乎成了我的一种享受。闷在家中两年来，除了拉母亲到医院做针灸的一个多月，我几乎与世隔绝。四位老叔在一起就像一台戏，嬉笑怒骂，精彩至极。他们所讲多是家乡过去的是是非非，也许怀旧是老年人的共性，我很早在外求学，漂泊打工，他们为我补上了记忆中缺失的一段家乡历史。

王叔七十有二，满头白发，他是我父亲生前十个拜把兄弟中的老三。讲起和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他总是兴高采烈，不时还冒出一句跟我父亲学的朝鲜话。父亲在朝鲜几年，仗打了不少，讲起战场上的事，他们那些老兄弟们都爱听。王叔提到那些往事的时候，依然带着对我父亲无限的敬仰和怀念，他亲切叫我“小五”的时候，让我感受到了慈父般的温暖。

王叔的儿子与我很熟，身材高大魁梧，总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农闲时，他也是做搬运，因为他干活格外卖力，收入也相当高。好几年以前，他家就建起了二层的小洋楼。他知道我对风水学略知一二，在新楼落成之后，曾请我到他家里看看风水如何。

我在他家里里里外外巡视一遍之后，发现楼房的东面是一片地势较高的庄稼地，零零星星散落几处坟丘。风水学讲究“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也就是说，他家东面较高的地势和坟丘，与楼房本身形成龙虎相争之势，于是，我提醒他说，这种情况会伤及人口，必须在房顶增加一圈不锈钢的护栏或者栽一圈一米高左右的罗马柱，来减轻左面白虎的缺陷。当时，房子已经落成，脚手架也已经撤去，在房顶上施工确实有一些难度，加上当时是搬运的旺季，他还没有来得及补救，就在当年的夏天，他干完活以后，喝了许多烈酒，周身感到十分燥热，就爬到楼顶凉快，睡到半夜起身小解，突然一脚踏空，从高处跌落身亡。他的妻子守住三个未成年的子女，再也没有嫁人，重担就落在王叔头上。王叔的体质相当好，虽然七十多岁的人了，双手各拉一个百十斤重的编织袋，仍然轻轻松松。他那满头的白发，和蔼的笑容，乐观而豁达，老年丧子的打击，并没有把他击垮。

赵叔与王叔居住在相邻的两个自然村。王叔所在的鲁村，人均耕地多达四亩，而赵叔所在的赵村，人均耕地还不足一亩，人多地少是赵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的主要原因，不过，赵村人从外面挣回来的钱，让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起土地丰沛的鲁村人，反而略胜一筹。

像赵叔这样的老年人外出打工，用人单位见他们一把年纪，头发也白了一半，总是拒绝接收。他们只好在家乡靠做季节性的搬运工，来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几个儿子都分开各过个的，他们老两口才一亩六分地，即使风调雨顺，丰收高产的情况下，一年的收入，也不会超过五千，这连一个家庭一年之中婚丧嫁娶、人情礼分子都不够。

赵叔讲起赵村和鲁村的土地之争，一时也来了兴致。上世纪六十年代，土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各村的生产队长权利很大，几乎就是一村人的天。当时的赵村队长和鲁村队长的老婆相好，正在野地里偷欢的时候，被鲁村人抓了个现行。鲁村的生产队长就带着他们全村的壮劳力，强行霸占了临近鲁村的一块一百多亩的耕地。并且威逼着赵村的队长写下割让书，当时赵村的人口只是鲁村人口的一半，打起架来，赵村人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何况，赵队长又有短处握在人家手里，赵村只好割地赔礼，牺牲集体的利益来息事宁人。后来，有人说是赵队长中了鲁村队长的美人计，事情都过了那么多年，赵村人也没有谁再去追究。

分产到户以后，赵队长一直想挽回当年对全村人犯下的错误，对上级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唱反调。他强调说，人就是生产力，有人就会有一切，明目张胆地鼓励村民生育，他常说，一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赶，穷日子穷过，等到孩子们长大了，那块地迟早还会是咱们的。等到孩子们都长大了，赵队长也老了，他没有等到要回那块土地的那一天，就去世了。

事过多年后的今天，靠打群架早已不是解决土地纷争的办法。鲁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得较好，人口在合理的范围增长，赵村的人口数虽然能够和鲁村持平，而人均耕地竟不及鲁村的三分之一。

李叔和那个姓徐的老叔是同一个村子的邻居，他们那个村叫范村，七姓八家，乱糟糟的。两位老叔的性格截然不同，徐叔老实巴交，总是喜欢一声不吭，而李叔却是放荡不羁，大嗓门，长篇大论。讲起过去的事情，让人听得津津有味，特别他还喜欢不时来一个段子，让我们在饭桌上都乐喷了饭。

李叔说，他们范村有一个妇女，在过去的扫盲识字班里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她被子的“被”怎么读？她一时忘记答不上来，老师就提醒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上有什么？女人不假思索说，是俺男人。老师又提醒说，你男人不在家时呢？女人回答说，是生产队长！

就在前天，我们五个人又聚在一起装壳子，徐叔的脸像鸡挠的一样，伤痕累累。赵叔问，是不是和老伴干架啦？徐叔像没有听见，一声不吭。李叔却大着嗓门，直言不讳，讲起了徐叔的脸被抓的前前后后。

前些年，徐叔的亲家死了，亲家母在范村闹出许多风流韵事。因为同在一个村子，六十多岁的亲家母仍然耐不住寂寞，找到了老实巴交的徐叔。当时，徐婶刚刚出门，亲家母就风风火火地来到徐家，伸着脖子说，衣服里爬了蚂蚁，让徐叔帮忙给捉一下。徐叔侧着身瞅了半天，也没有看见什么蚂蚁，这个季节，哪里有什么蚂蚁呢？徐叔正想这回亲家母会闹出什么乱子的时候，亲家母生气了说，上边没有你不会向下边看看，一边说一边开始脱衣服。

徐叔见状，连忙向外跑，却被亲家母一把抱住，并且大呼小叫地喊，亲家要脱她的裤子！左右邻居听声音赶来看热闹，因为徐叔的不顺从，早已经惹怒了她，她在徐叔的脸上一通乱抓，徐叔很快就破了相。老实人越是生气越讲不出话，后来还是徐婶赶回来解的围。徐婶说，俺们老徐一辈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现在他每天在外面装壳子，回到家累得走路的劲都没有了，像俺这样的一枝花躺在他身边，十天半个月的他也不采一回，你说这大白天的，他脱你的裤子，鬼才会相信！亲家母气呼呼开始大骂徐叔两口子对她的女儿如何如何的不好，简直是合起伙来欺负她一个守寡的妇人。众目睽睽之下，她也自感到理亏，趁人不注意，一溜烟跑回自己的家里，这场闹剧才算结束。

李叔讲完之后，又补了一段他们村里那个识字妇女的故事，不知是他瞎编，还是真有其事，逗得大家在烟雾弥漫中，笑弯了腰。

那位扫盲老师，教妇女们拼读软弱的“软”字，他一遍一遍地重复“r-u-an-,r-u-an……”那个妇女是个急性子，不耐烦地说，不就是日完软嘛，日完俺也软！妇女们都大笑起来。

这一天，剥壳机停止了运转，只有卷扬机在工作，烟雾相对小了很多。我们一锨一锨把花生壳倒在传动带上，听着老李的段子，不再感到劳累和紧张，七八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完活后，过了磅，司机总是一车一付款，生怕我们这些人怠工，耽误他赚钱。我们拿着自己的汗水钱，也格外兴奋，尽管大家一身灰土，都带着厚厚的口罩，也分不出了年龄的界限，这或许正是李叔的那种粗俗，代表了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对待生活，无论是无奈或者乐观，每一步都必须我们自己来默默感受的残酷现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