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失败的并不是洋务运动
当西方一些国家历经两次工业革命蓬勃兴盛之时,古老的中国还被腐朽的封建制度紧紧捆缚着,像一条手脚不能动弹的巨人,远远望去,背影高大,走近一瞧,类似僵尸。为什么说类似呢?因为还能听得到他的两个鼻孔里在呼吸。
清政府想自强了,就像一个病夫认可了健体,当然是好事。这病夫也有学习高超武功的美好愿望,甚至也有坚持下去的不懈决心,但有一点儿,他不承认自己的根本问题在心脏,谁说他心脏有病他跟谁急。于是谁都不说,谁也不敢说,说了能不能对国家有用不知道,对自己有害那是一定的。自我蒙蔽加互相蒙蔽,时间一长,大家就真的相信了——手脚上有了硬功夫,心脏的毛病也许自然会好起来。
“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洋务运动就是这样的一次“自强”运动。
洋务运动只是为了巩固自己垂危的统治,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大国的理想。曾国藩上奏折时陈说的理由就是: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李鸿章也骄傲地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以奕?、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主将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这锅菜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杂烩,内可以镇压人民,外可以护身自保,清政府便可延年益寿甚至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开始了,西方18世纪以后的科学技术成果被大量引进,各类西方著作文献被大量翻译介绍国内,第一批盘着长辫子的留学童生也送出去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也学着人家公司的体制兴建了,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水师旭日出海般的炫目诞生。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抗英名将林则徐的女婿沈葆祯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内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实际用在购置军舰款项只为每年一百万两),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祯认为“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清政府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这偶尔睁开眼睛时的正确决定,不久就打着盹淡忘了——北洋水师负责守卫京师,遂采纳沈葆祯的建议,先创设北洋一军,等北洋水师实力雄厚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决定了优先建设北洋水师,北洋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r.赫德在英国订造4舰炮船。
1886年12月,英国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为北洋水师打造的新型巡洋舰“靖远号”下水,按惯例新舰下水需演奏国歌,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国歌。在这个最该庄严的时刻,英国人信手拈来了一首西方古老的民谣临时凑合。这首民谣叫《妈妈好糊涂》——不幸竟成为北洋水师乃至全体中国人泣血的哀怨!
1879年,向英国订造了两艘巡洋舰扬威号、超勇号。1880年,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1881年,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1880年在天津设立负责海军事务的机构——海军营务处。次年,派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英人琅威、德人式百龄先后担任海军训练。又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修筑旅顺和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大部分还到过英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加速购置舰船,扩充北洋海军。
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设立,李鸿章遣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了两艘防护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与两艘装甲巡洋舰经远号、来远号。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共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堪称当时全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海军舰队。
加上装备了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毛瑟步枪、克虏伯钢炮的北洋陆军,大清国的军事力量具备了强大的威慑力——李鸿章功不可没。因为这支军事力量的存在,在外国人眼里,东方巨人的身影投放在亚洲的身影又变得魁梧健硕,中国俨然成为和俄国、英国比肩统治亚洲的三大强国。那时候,不事张扬的日本还不被整个世界放在眼里。
这全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海军舰队算得上是一只重量级的铁拳了吧?这巨人的铁拳不需要打出,只需要象征性地晃一晃就应该摄人胆魄了。可惜,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按旧军制,而且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甚至海军建设本身最后也演化成了利益分赃。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罔顾国家民族大局,以自己固有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实际上都成了埋葬北洋舰队乃至大清王朝的掘墓人。最终,这长在心脏病人身上的、空有巨大力量的铁拳,至始至终都没有痛快地爆发一次。
洋务运动的失败实在是历史的宿命。
在“内忧”与“外患”之间,洋务派一开始就依靠西方列强,优先清除人民抗争这个“内忧”,所谓“外患”,早已经成为大清国的“友邦”,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原来,这所谓的“自强”,只不过强壮了那只暴虐自家老百姓的手;这所谓的“求富”,只不过养肥了一批热爱自己的军阀。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先进的社会理念,使没落且自大的封建统治的心脏感到从未有过的压迫,甚至心悸。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宁可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也决不允许民营资本独立运作工商业。尽管从1870年代开始,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清政府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腐败统治,还是立下了一块“就此止步”的牌子,阻止了中国走向彻底的革新。
甚至,就是这样修修补补的革新,也一直伴随着守旧者的反对。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他们醉醺醺地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来抵御外侮。所谓帝师翁同龢,作为清言领袖,心怀狭私,更是不辞劳苦地对北洋水师指三道四吹毛求疵。为争取朝廷和洋人的支持,洋务派一边搞洋务,一边腾出一只手跟与顽固派打架,弄得手忙脚乱。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既非完全的自上而下,亦非完全的自下而上,这种中间开花式的改良运动体现了纯粹的中国特色。
我们说洋务运动失败,其背后含义应该指泛政治化的大概念。如果仅仅从实业、军事这些狭义的方面看,洋务运动的成绩还是很大,比如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它只是延缓了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没有从根本上拯救中国。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算是中国当时最顶尖的精英了吧,他们给国家指出的方向也不过是洋务运动这样修修补补的改良。是他们的历史视野遮蔽了他们吗?还是他们的封建意识局限了他们的人格格局?如果他们是最高统治者,中国历史会改变方向吗?看看他们把封建正统当宝贝儿捧在手里的样子,我们的想象力真的飞不起来。还有另外的可能吗,比如差点推翻了清政府的太平军?看看太平军定都南京后高层的糜烂生活和相互倾轧的残酷,答案也应该很明确。
历史是这个样子,就不会再是另外一种样子。
这真是中国历史一个悲催的宿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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