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的愤怒和中国的哈欠

清政府特别勤奋地攻打起义暴动的老百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了。白花花的银子给人家送去，整个中国院门大开，任随强盗闯门入户地溜达。北极熊胃口更大，1858年把中国西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河山吞进肚里，到1860年，又把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一口咬掉。而这些并不是结束。

被西方列强揍了个鼻青脸肿的清政府，靠着“地大物博”，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吃罢早点的虎狼们暂时卧在一边消化胃里的食物。与此同时，内战内行的清政府，靠着“中兴能臣”曾国藩等人与列强的帮助，镇压了太平军、捻军、小刀会等人民暴动，总算显示了一点儿“天朝”的威风，挽回了点“面子”。尔后，清政府长吁一口气，认为中外和好，万事太平，往柔软的龙墩上一坐，打个哈欠，开始闭目养神。

在日本，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把持朝政200多年的德川幕府再度遭遇日本社会的讨伐。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一股比较强大的革新势力，这些势力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他们约束力也最小，他们较早地接触并引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对本国的发展弊端有相对清醒的认识。尊王攘夷运动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任人宰割的现状，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很快演变为倒幕运动。

中国推翻旧政府的力量来自社会底层，起义队伍的视野、理想有一定局限，掌握的社会资源与旧政府也有悬殊，更关键的是旧政府内部因为利益的一致，在对待起义队伍的态度上基本是铁板一块，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历史新陈代谢的困难。日本则是一群强势藩国对另一个强势摄政者发难，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天皇居高呼应，形势大为不同。还有一点儿不可忽略：中国是旧政府纠结外国侵略者共同打压起义者，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而日本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英、荷、法四国军舰炮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这边“攘外”了，那边又别有心思了。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英国人一看，这大戏突然改换剧情，自己快要变成轻松的第三方了，那哪行啊，掂量半天利害，决定伸手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见对方引狼入室，情急之下则投靠法国，于1866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希望自己押对了宝，企图借此获取更大利益。事实是，英国人交了好运：幕府又老又臭，人人喊打，长州藩联合诸多倒幕势力英勇对抗，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在幕府阴影里委屈了好几辈子的天皇家族也不肯放过这个拨云见日的机会，积极配合倒幕势力，下达讨幕命令。时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被迫奏请“奉还大政”。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趁热打铁，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让德川庆喜“辞官纳地”。恼怒的德川庆喜随即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话不投机，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5000人，与幕府军1.5万人在京都附近就打起来了，德川庆喜败走江户。天皇军不肯善甘罢休，一直追打过去，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五稜郭，戊辰战争结束，日本全境都统一在了天皇的名下。

从此，日本少了一个政治家德川庆喜，多了一个隐逸在山川巨野中持一管猎枪狩猎的悠然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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