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快被电视替代了，电视快被电脑替代了，电脑快被手机替代了，变化这么快的时代居然也能赶上。我好像穿越了好几个时空，看着八零后、九零后、千禧后像一茬茬庄稼，纷纷从牙牙学语长大到与自己肩膀一般齐，很多电影、电视、电脑、手机等方面的事，不得不向他们请教，年轻仿佛成了时代的最权威。那么，我还有什么资本可以炫耀呢？

或许，见证历史是我这一代人最大的资本了，比如，日常生活中的看电视。电视机从无到有，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我们都经历了全过程。

现在，差不多有电的地方就能看电视，而当初，电视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大城市有的电视，在小地方是绝没有的。

一

我从小虽知道有电视机这种物品，但它具体长得什么模样，具有什么功能，如何使用，是根本不清楚的，只知道它比半导体收音机先进，是有影像的。从地方志的记录看，我所在的城市，最早是七十年代后期有了电视机这种物件，是某单位获得了省政府大奖的奖品，但也是“至则无可用”，当年我从来没听过，更没见过。上中学时，小城有了电视机，却属于百姓家中的大件奢侈品，只有家境非常宽裕的人才能买得起，但买得起也不代表买得到，还需要在五金商店里有门路，走后门交上款排上队挂上号拿到电视准购票，何时有货还都是未知。

我前桌的同学，家中买了电视，荣幸地成为最早拥有电视机的家庭之一，他也随即成为全班的新闻人物。课间休息，我们就围着他问电视机究竟什么模样，可以看到什么节目？他大方地邀请大家去他家中参观，去眼见为实，可是同学们都非常矜持，没有人去，也是怕那么金贵的东西，不小心碰到哪里，弄出毛病来可不得了，但正因为如此，电视越发是心中一个没解开的谜团。

没有外人时，我偷偷问他：“电视里也能看到电影吗？”“能！”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咱这儿电影院演啥，电视就能看到啥？”于是每当在街头看到电影院贴出电影、相声、京剧等演出预告时，我就问他“昨天的电影好看吧？昨天的相声可乐吧？”他每次都给予了我肯定的答复：“好看！老逗乐了！”于是，我就一直以为他家有个小小电影院，不用买票，每天都在与电影院的观众同步看演出，丝毫没有耳听为虚的怀疑。

当时个人家买电视的不多，但一些单位不知为了什么却买了电视，招得职工家属和附近居民去看。邻居一位同龄人也招呼我一同去看，答应了，便俨然看电影之前一样兴奋，催母亲早做饭，匆匆吃了晚饭，相约提前一点儿去，占座位。电视机放在单位的会议室里，桌子垫得很高，电视模样与画上的一样，方方正正，头顶两个小辫子似的天线。不过屋子里的座位早被别人占了，比电影院的秩序要乱，人满为患，妇孺居多，离得近的，坐在椅子面上，离得远的，坐在椅子背上，我们几乎在会议室的最后，就站在了桌子上。

不断有人问几点开演，最前边的人就啪啪地拧一个旋钮，电视机就亮了起来，果然如电影银幕有些像，屏幕也是长方形的，一闪一闪地出现无数的小雪花，嘶嘶啦啦地响着杂音，旋钮转了三百六十度，全是一样，回头告诉后面“还没到时间，耐心等待！”大概快七点钟，后面又有人嚷，“快开演了！”这回拧开，不再是无规则的雪花图像和杂音了，而是斑马线一样深浅相间的条纹，于是全场消停下来，我等待的电影放映时那一阵警示观众安静的铃声没有出现，电视机里直接响起了音乐声，应相当于电影的片头曲。然后出来图像了，是一个人坐在里面播《新闻联播》，后来知道叫主持人，有相关的影像，与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简报》一样，然后放映一些工农业生产的节目，我目不转睛地看，尽管别人已经看了好多天电视，对这些感觉不新鲜了，精力暂时没在这上面，四周总有嘈嘈切切的说话声，我却是第一次看，所以专注得连眼睛都不太眨。

后来出来一个外国片子，大家这才集中精力，没有喧嚣嘈杂声了，叫《大西洋底来的人》，主人公麦克是个离不开水的海底人类，伊丽莎白是个支持他的女博士，共同经历着神秘离奇的事件，演完《大西洋底来的人》，一多半的观众陆续就走了，我却一直继续看，直到看到屏幕出现“再见”两个字，接着又出来嘶嘶啦啦的的雪花声，才恋恋不舍地回去。

我终于知道电视是怎么回事了，根本演的不是电影院里的电影和节目，而是单独的播放系统。从那以后还去看过电视，但《大西洋底来的人》却没有看全，单位也限制外人进出，我就不愿意去了。

二

买电视的家庭越来越多，同学们课间谈论的也都是电视里面的故事，好像又有《铁壁阿童木》、《敌营十八年》和《加里森敢死队》，我是一眼都没看过。但我偶尔却不甘寂寞，也跟他们辩论几句，因为我虽然没看到电视，但我家订了一份科技报，上面会提前介绍电视剧的情节。

大部分人家都买上了电视后，父母通过节衣缩食，加上从互助会和朋友处借了一些钱，也开始了买电视行动。从弄到了电视机票开始，我们全家就朝思暮想，盼着电视机快点到货、快点提货，经常到五金商店去打听。

电视机终于到了，是十四英寸的，可以一家人坐在家里安安稳稳看电视了，那时的电视机图像都是黑白的，不过，图像或是扭曲，或是黑屏，或是没有声音，或是声音变尖，或是……总得有一个人时不时摆弄天线，用手扶着时特别清楚，一松手就又模糊一片。后来宋丹丹在小品里说，还不如割块肉，挂上边，的确是那样。

我们看的电视节目都是差不多一周前的节目，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相关的接收设备，必须到一千多里外的省城把电视节目录制回来，再播放给我们。我们位于边境小镇，与省城没有火车，也没有直通的汽车，所以路途要走好几天，看电视就不能按报纸上的预告时间看，不过省里的报纸到我们这里也要一周左右的时间，倒是与电视节目同步了。有时，因路上发生事故，电视节目不能及时赶回来，就只能把前一天的节目再重新播放一遍。那时正热播《霍元甲》的电视剧，到放电视的时间，满街的窗口飘出的都是“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锋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逐渐中央台的电视节目可以在三天后看到，在一天后看到，但是白天是绝对没有任何节目的。

虽然买了电视机，但《霍元甲》还是没有看全，那时经常无缘由地停电，甚至是连续几天晚上都停电，有时隔两栋房别人家有电，我们家这栋房就没电。同一栋房也不是所有人家全没有电，东头有一户人家，只要不是全城停电，无论哪里停了电，他家却是永远都有电，因为他是电厂的人，有便利条件，家里好几条不同线路的电线都有，所以不受任何区域性停电的影响。我们等来电等得猴急，到了演出《霍元甲》的时间，电的影子都没有，一栋栋房子的烛光中有焦急的孩子身形在抓耳挠腮地摇晃，只有电厂的人家把电视机的声响放得很大，好像特意炫耀他的优越性。

第二天到学校，迫不及待就向昨晚家里有电看到电视剧的同学打听故事情节。有几次，家了总不来电，放学了，我与家里没电的同学就没有先回家，在路边敞着窗子看电视的人家窗外趴着看完《霍元甲》才回去。

后来其续集《陈真》、《霍东阁》一样都是万人空巷。最流行的还有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排球女将》、《聪明的一休》，国产的电视剧有《蹉跎岁月》、《四世同堂》、《渴望》等，每一部都是风靡一时，耳熟能详。

三

刚开始对电视画面的盲目迷恋渐渐集中到电视连续剧一个兴奋点上了，其他的节目都感觉没意思。没意思了就换台，只有一个台还能换到哪里啊？在别的城市或许没有，但我们是边境，其他的中国台没有，外国台却是有的，不但有，而且至少有两个，图像效果也出奇的好，从没有雪花和杂音。外国台上午经常演军事演习，如雪地射击、坦克出击等，下午也演电视剧或电影，但语言不通，多数看不懂。只有两部我看懂了，印象特别深，一个是《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因为就是东德与苏联合制的，所以中国当时播，彼岸的外国也播，能够看得懂。一个电影，我看了几分钟，感觉情节似曾相识，记起是美国小说家欧文的《无头骑士》，回顾所看过的小说情节，对照屏幕图像，居然也看明白了。但外国的敌台不能明目张胆地看，只能自己家人时偷偷地看，双方在边境地区各自陈兵百万，电视节目里也是渲染剑拔弩张的形势。直到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看外国电视的禁忌才自然就消除了。

不过禁忌没了，却又有了新动向，那时到边境的人都会问当地人，“听说有那种片？”有！当地人都知道，一般是周末，在夜里九点之后播出。外国的电视台会放一些非常露骨、能让人血脉贲张大流鼻血的三级片，好像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因为两国关系已经正常化了，旋即我国的有关部门向俄罗斯提议，这种片子的播出不适合中国国情，虽然在你们自己国家放映，但电视信号太强，我们也可能收到，未免要诲淫诲盗，于是外国电视台就取消了这档节目。后来外国电视又出了一档用中文讲《圣经》的栏目，是沿袭冷战思维的考虑，把“莫斯科广播电台”电视化了，文化入侵的“司马昭之心”太过明显，或许在有关方面交涉下，也随之取消了。

四

八十年代我上大学时，课余生活比较枯燥，当时记得教学楼三楼有一个系，晚上会在大厅摆上一台电视，每天放映最流行的港台电视连续剧《万水千山总是情》给同学看，当时看电视的同学是里三层、外三层，前面的坐椅子，在椅子后面站着，然后是站椅子上的、站桌子上的，最后一层就是椅子摞到桌子上，然后人站椅子上，电视之外似乎比电视剧里面的打斗动作还危险刺激，说水泄不通也不为过。近万人的校园，只有一台电视可看，肯定是满足不了需要的，但当时学校本来就是不鼓励学生看电视的，怕影响学业，能有一台电视破例提供给“追星族”，已经相当不错了。这台电视也仅限于《万水千山总是情》播出时间放在这里，其他时间还会老老实实端坐在老师的办公室静若处子，深藏闺中。

后来我也成为了学生会的一名干部，老师看我素来严气正性，大可撑门拄户，就把系里一台黑白电视机的管理权交付给我，说周末可以搬到教室或宿舍去看。那时我对于电视节目已经不很热衷了，可有可无的。但同学们听到我拥有自由支配一台电视机的“特权”，一个个无比兴奋，自告奋勇把它抬回来，电视机是四十二英寸的，很大很重，教学楼距离宿舍数百米远，八个男生轮流接力，流了很多汗水才抬进了宿舍。那是1986年，有两个热点节目最受欢迎，一个是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男生女生都爱看，舍友要求放在自己的宿舍，既是自己看方便，也能吸引楼上的女生下来一起看，女生如果来到自己宿舍，就有了接触的机会，找对象就便利了。可是爱看青歌赛的男生也太多了，不但本系同一栋楼的同学闻声而来，其他宿舍楼外系的同学也闻风而至，人太多，女同学挤不进来，即使费力进来的，也由于面对某些打赤膊穿短裤的男生，感到尴尬，而羞红着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了。那一届青歌赛的第一名是彭丽媛，歌声嘹亮，独具风采，给同学印象最深刻。找对象的希望落了空，自己的床还常被大大咧咧的同学弄脏，舍友开始排斥电视。旁边一宿舍求之不得，要搬过去，我同意了。电视机搬走了，宿舍终于恢复了宁静。那一年还在墨西哥举行了第十三届足球世界杯，许多为足球疯狂，为马拉多纳疯狂的球迷，每天晚上聚集在旁边宿舍的电视机前，为每一粒精彩的进球高呼，为每一次遗憾的失球唏嘘，每场结束后，大半夜的把脸盆饭盆敲得山响，甚至把能找到的瓶子扔到宿舍外面，突如其来的乓乓声让熟睡的同学心惊肉跳，又有同学找到我抗议，我便让他们把电视机搬到了教室，不得打扰同学休息。一台电视机，带给一些人的，是无比的快乐，而带给另一些人的，却是无尽的烦恼。仅有一台电视机，成百上千的人都蜂拥过去想看，又怎么可能个个称心呢？

五

那时上大学是包分配工作的，参加工作后，因为高中毕业后直接读的大学，领导认为我缺失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人生最重要的一环，下令我去农村，由贫下中农为我补一堂上山下乡的知青课。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我就成为了一个“知青”农民。

当时为了电视信号好，都会在自家院子树一根四五米高的杆子，把天线连在上面。看一个村子电视天线的杆子多少，就知道村子里百姓的富裕程度，家家立杆的，肯定就是家家有电视，属于富裕村，杆子很少的，就是贫困村。我去的是杆子很少的贫困村，虽然住在大队部（村委会），但除了一个看门的老退伍军人与我作伴，屋子里什么都没有，电视更是想都别想，买不起。每天夜里，为了省电省钱，早早就熄了灯，除了屋外蛙声一片，和偶尔谁家的看门狗吠吠几声，几乎就是深深的寂默了。

呆得太久，实在熬不住没有电视的日子，徒步二十里，就去了乡政府找电视看，可是乡政府的招待所里也没有电视可看，服务员说对面的政府宿舍里有台彩电，可以免费看，我与乡政府的干部们混得也熟，就过去看电视，他们很热情，并不排斥我，然而一条大通铺，住十来个人，刺鼻的脚臭味，呛人的旱烟味，弥漫整间宿舍，上冲到脑门，下抵达肠胃，让我几乎窒息和呕吐，于是不得不退了出来。

心有不甘，我又继续徒步（因为乡村没有通客车），走五十里到达县城，住进县城最好最大的宾馆，唯一的条件是要有电视的房间。可是服务员说，只剩没有电视的客房了，但宾馆专门有一间放电视的房间，能坐好几十人，人不会满员，保证有座位。我过去了，十来个人在看，当时电视连续剧热播的是《婉君》，这里不存在脚臭的味道，虽然抽烟的人有，但不抽旱烟，而是成盒的卷烟，不是太难闻，尚可忍受。可是看电视的一伙儿南方人特别不安静，哇啦哇啦一个劲儿高声说着话，压过了电视的音响，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几次劝也只能安静不到三分钟，又会哇啦哇啦起来，没法继续看下去，也只好撤退。

从村里跑到乡里，从乡里跑到县里，往返一百多里，最终电视也没看成。

六

“知青”生涯结束，返城后，家里的电视已经换成了彩色的，频道也增加了，有中央一套、中央二套，省一套、省二套等，黑白电视机逐渐被淘汰，越来越少了。虽然是彩色电视机，却因为电视制式的不同，看中国的节目时才是彩色画面，而看俄罗斯的节目时却是黑白的画面。

人们对电视越来越依赖，除夕之夜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几乎成了新的民俗。新人结婚，彩电也与洗衣机、电冰箱一同成为了新的“三大件”之一，必不可少的。

后来，免费收看电视的模式发生了巨变，出现了有线电视，频道增加到十几个，小辫子一样的天线取消了，代之以从户外接入一条有线电视的专用线，插入天线的接口，抗干扰能力强，出雪花的现象没有了，代价是每月要交一笔费用才能享受。同时，用天线的电视机效果越来越差，电视观众不得不接受付费电视的方式。

不过，有线电视也有致命的缺点，就是线路处于你上家的人家停电，你自己家即使有电，也受连累收不到电视信号，什么都看不成。因此，小辫子天线还得保留着，当上家的人家停电，有线信号断了时换上，可以看看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另外就是在电视节目中，有时听到的不是电视画面里人物的对话声音，而是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两个人通电话的声音，画面是非洲大草原的大象迁徙，声音却是“大哥，介绍的对象能来吗？漂亮不漂亮？”画面是屎壳郎推粪，声音却是“今晚有空吗？我请你喝酒。”

增加到将近三十个频道后，有线电视又升级了，从模拟信号升级到数字信号，安装一个叫机顶盒的装置，就能收到一百多个频道的节目，不但有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卫星电视频道，还包括香港凤凰卫视、台湾东森电视的节目等。有线电视台也不是唯一经营数字电视的部门了，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都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推出了数字电视，可以点播节目，可以回放节目，频道数量与有线电视台相差无几。

中央电视台不再是唯一全国都收看得到的电视台，任何一个省级卫星电视节目都能造成全国影响，比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爸爸去哪儿”，比如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比如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比如辽宁卫视的“本山快乐营”，比如凤凰卫视的“壹周立波秀”等，都有全国性的影响，热心观众也遍布全国各地。

电视节目开始不限于在固定的房子里看，许多城市室外的广场上、街道上，有了超大屏幕电视墙；飞机上、火车上、轮船上、公交车上，各类移动的交通工具上，都有了电视机。收看电视节目也不只限于电视机一种途径了，电脑、手机都开发了看电视的功能。

电视节目推动了全民娱乐时代的到来，电视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一部《还珠格格》，红了赵薇、林心如、范冰冰等一批演艺明星，一轮《百家讲坛》红了易中天、钱文忠、于丹等一批学术明星，一台《星光大道》红了阿宝、凤凰传奇、大衣哥、草帽姐等一批草根明星，电视成名是最快的成功途径。电视广告、电视购物、电视相亲、电视找工作、电视公告、电视通缉，电视几乎无所不能。甚至某个国家发生政变，首先要控制的要害部门中一定有电视台，印证了毛泽东说的，宣传工作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的“第一个重大的工作”，现今，电视则是宣传方式中最便利最广泛最有效的。

没有电视的时代，我们度过来了，倒也不觉得缺失什么。一旦有了电视，却无论从社会性，还是个人生活方式，都离不开电视了，成为必须有的东西，成为从小孩到老人的食物和空气，成为从孤独到喧嚣的太阳和月亮。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