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个启蒙老师就是我的舅舅。外公死后，在父亲的安排下，一家人带着外公的灵柩回到苏北老家木塔寺，后来娶了我们庄子上一个邻居家的女儿，买了一条小船跟在父亲后面做生意，舅舅是外公的独子，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识得一些字，两条船在一起“打帮”（同行同宿，装同样的货，做同一种生意）的时候，晚上常唱书给我们听，母亲最喜欢听古书，而且记性极好。儿时的我不但能听懂故事的内容，而且很喜欢那种悲怆的鼓书唱腔。唱本的内容很庞杂，多是一些传统而经典的历史故事，经常听到的是[珍珠塔]、[梁山伯与祝英台]、[牙痕记]等等。书中对主人公悲惨境遇的描写也常能使听者落泪。后来我就拿着舅舅的书学着唱，认不得的字就问舅舅，使得我当时的“文化水平”在认字块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同时，那时候的那种唱本，作为一种民间文学对幼年的我也起到了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我的一生都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还有一年，父亲和舅舅不晓得为了什么事弄得互相不愉快，两条船分开了几个月，分开后不久，两条船上都相继发生了伤心的事，舅舅的一个五岁的儿子不幸溺水死亡（那时船上的孩子是经常会遇到这样不幸的），我们家的船在一个叫芦墟的小镇上，父亲得了一种怪病，四肢无力，精神不振，没有食欲。虽然也看过几次中医，但多日不见好转。那个小镇四面都是湖、荡，当时也只有我家一条江北的船，镇上又没有一个熟人，母亲因此整日愁云满面，担心如果父亲有个好歹，留下举目无亲的孤儿寡母，连这条船都难以行出这个被湖泊包围着的浙北小镇。那些日子，记得母亲每天在街上的干货店里买五分钱茶笋（一种嫩笋干），在饭锅里炖汤给父亲下饭，我们则是天天吃在饭锅里炖的老咸菜。三十多年后，我因公事到过一次芦墟，并在那里住了一宿，住在一家老式旅馆的阁楼上。那天下着蒙蒙细雨，置身于梦幻江南，听着儿时便熟悉的吴侬软语，万千思绪一齐涌上心头。谢天谢地，父亲的病在拖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日渐好转，船行到青浦时遇到了舅舅家的船，两船相遇时，两家人又大哭了一场。

后来两条船就再了没有分开过，他们一起贩运过荸荠（马蹄，上海人叫地梨）、甘蔗，也贩运过生姜和百合。这些货物大都产于浙江和皖南的广德一带，每趟都要走京杭大运河，遇到顺风就扯蓬（帆）朗风（利用风力行船），如果风大一点，两条船就帮在一起，支两付蓬，船行得又快又稳当。两条船只要一个人拿舵（掌舵），一天可以行上百里水路。这时候是弄船的人家最惬意的时候，母亲就利用这个空闲缝补衣被，哥哥和我就这条船跨到那条船的玩耍。碰到顶风就上岸拉纤，大运河边上有很好的纤路，起早带晚有时也能行三、四十里。在没有纤路的河里行船，就只有靠划桨，风大风小的，船就行得很艰难，一天走不了多远的路。而且那种河因为船少，也很不太平，行船的时候，担惊受怕的，生怕遇到土匪打劫。1949年农历正月初四，船行到浙江嘉兴，母亲又生下了三弟，因为刚过春节，取名年碗，又因为靠船的地方岸上有三座宝塔，弟弟又是老三，所以又名“三三”。

这年春天，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南京解放后，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逼上海。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物价飞涨，金元券天天贬值。在上海解放的前夕，我们船停靠在上海的近郊青浦乡下，父亲和舅舅那时已改行做百货生意，起初只是一个货郎担，当时叫“洋货”担子，以走村串巷为主，后来发展成摆摊经营，以到各镇上赶集为主。解放军对上海实行包围的时候，父亲和舅舅正在上海进货，那一天如果再晚一点出来就要被封锁在市里。那些日子，天上不时有国民党的飞机掠过，远处也不停地传来枪炮的声音，还有国民党的散兵扰民，我们只能暂时躲在乡下　，哥哥和我天天上岸在田里捣田螺。上海解放后，苏南也太平了，各个小镇上的集期和庙会都能正常举行，父亲和舅舅的生意也做得很红火。在没有庙会和集期的时候，船大都是停在松江县一个叫亭林的小镇上做平常的生意。

4

小镇亭林（那时属江苏省松江县，现在属上海市松江区）是父亲在苏南的根据地，镇上有个开水果店的王老板是父亲多年的老朋友，是父亲做水果生意时候认识的。苏北人都称他“王先生”，叫他的老婆“王师娘”，他是山东人，比父亲年长几岁，年轻时当过兵，是当地一个什么会道门的小堂主，父亲因此也加入了那个什么“会”，并为此戒掉了多年的抽烟习惯。王先生为人仁义、耿直。父亲虽然不识字，但性格也很耿直，与人处世特别讲信用，与王先生关系最好，苏北人在亭林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大都请父亲去找王先生帮忙，一般的事他都能帮助摆平。王先生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和我同龄，记得叫明芳，王师娘的老家是苏北人，曾在父亲面前戏说过：将来将明芳嫁给你家二小，戏说而已，毕竟门不当户不对。后来父亲不上苏南了，他们之间每年都要通几次信互询平安，一直到晚年都未间断过，信都是由我代读代写，他的大女儿（不是王师娘亲生的）后来跟他店里的一个伙计私奔了，二女儿做了教师。在亭林的那段时间里，相对来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那个小镇似乎没有受到战火的蹂躏，因为没有在那里打仗，也没听说发生过奸、淫、烧、杀的事，倒是听说别的地方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来又驻扎过国民党的部队，那支部队纪律还算严明，那些兵们三五成群地在我家船旁边玩，有时上船买荸荠吃，也都是规规矩矩地给钱，有一次，一个士兵因为调戏、猥亵女童，被指认出来后当场就被拉出去处决了。哥哥和我玩遍了亭林的大街小巷，天天有米饭吃，还有雪里蕻咸菜烧豆腐。虽然母亲给我们的零食通常只是一些藕把子（不值钱的藕稍），但那个小镇却给我留下了一丝幸福的回忆。我八岁的那年，在亭林开始学做生意，在一个小竹篇里放上一些针、线、小梳子、小镜子之类的小百货两手捧着沿街叫买，头一天居然也卖了几角钱（旧币是几千块钱），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可惜只卖了两天，第二天在北街一座木桥的栏杆上，一阵风把竹篇吹翻，大部分的货物被吹落到河里，父亲就叫我不要再“作怪”（苏北方言：丢人现眼的意思）了。那年哥哥十岁，他性格内向，但比我有心计，母亲还说他比我能“聚财”，以前贩运荸荠的时候，每到清仓时都要留一些给哥哥和我吃，并给我们分成两份各自保管，嘱咐我们省着吃。可我没过两天就吃光了，而且是吃一半“作”（浪费）一半，大荸荠只吃中间的一部分。我的份子吃光后就惦记着哥哥的那一份，可他却非常吝啬，难得给我一两个，直省得荸荠都风干了，他还有存货。

上海解放以后，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天天派飞机到上海、苏南一带撂炸弹，有一天下午，我们家的船靠在亭林附近另一个小镇上，父亲和母亲都上了岸去做生意，我们兄妹四个在船仓中突然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从船蓬子口伸头一望，天空中飞舞的瓦片就像被风吹起的枯叶，我慌忙躲进船仓，瓦片掉落在船蓬子上的声音就像是下的一场冰雹。过了一会儿，飞机走了，父亲和母亲也惊惶失措地赶到船边，看到我们兄妹四人完好无恙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我上岸看被炸弹炸掉的房子，只看到一个很大的坑，旁边是哭着、喊着的人在忙着扒亲人的尸体。原来炸弹落地的地方离我们船只有一百来步远，要是向船这边再靠近一些，我们兄妹四人就一齐报销了。

第二年春天，江南江北都太平了，我们全家就又回到苏北家乡，这次在江南度过了三个冬天和两个夏天。回到家乡后，父亲用几年来在苏南赚到的钱又买了一块地，解放初期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甚至有些人家因为困难又把分得的土地卖掉。此后，我家又恢复了春天回家乡种田秋天上江南的习惯。每年的春天从江南回来都要带许多小百货，那时江南江北小百货的差价很大，如苏州的钮扣、剪刀等小商品都有较大的利差，带回来的货，在家乡周边的小镇上批发给镇上的小百货店和摊贩。1952年以后，由于家中田地多了，后来又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有四、五年冬天也没有上江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