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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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天，母亲带着我在苏南辗转了一个冬天后回到家乡生下了我，后来听母亲说，那年冬天她天天挎着一个大竹篮在苏南的松江、青浦（现在那里已划归上海市）一带的小镇上卖花生，襁褓中的我也别无选择地跟随她出入于茶楼酒肆。生下我时取乳名扣碗，因为是用碗藏的“衣”（即胎盘、胎衣），同时又有“扣”住不放的意思。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因为属龙，取乳名龙碗后来又改名金碗。在哥哥之前，母亲婚后一年还已生过一对龙凤胎，可惜，几个月后便相继夭折了，以后母亲常说那一对双胞胎是两个“讨债鬼”。母亲虚年十九岁结婚，生我时是二十五岁，因此，我和母亲都同属马，她大我两轮。

我出生的那年，家乡早已是日寇铁蹄下的沦陷区，日寇盘据着兴化、东台及其周边较大的乡镇。但在我们这里却活跃着一支由共[chan*]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党的民运工作人员，也纷纷地被派到各个村秘密发展党员，宣传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与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存在的就是日寇扶植的汪伪政权。日寇经常带着“和平军”（汪伪武装，也称伪军）下乡“扫荡”。在我出生前，有一次，日寇的小炮船侵犯了谢家庄，因为村中人巧妙周旋，才使得日寇没有在村里放火、杀人，只是被“和平军”掠去一些财物。后来，日寇去了东面的大顾庄，烧、杀、奸、掠无所不为，庄上损失惨重。那一次，我祖父的灵柩还停放在家中（那时有在家停灵三年的习俗），日寇走后才匆忙下田安葬。那时，家乡的抗日武装力量还没有能力和日军正面对抗，他们仍然使用“打得羸就打，打不羸就走”的游击战术。国民党的保安团也同时在家乡周边活动，虽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与共[chan*]党的地方武装摩擦不断。乡亲们就这样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新四军解放了兴化、东台。第二年，内战爆发，新四军主力北撤，家乡的党组织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北解放区，我们那里还活跃着一支由国民党扶植的地主武装——还乡团。他们也乘机下乡向民运积极分子和翻身农民反攻倒算，共[chan*]党的游击武装和村中的民兵则以“锄奸”与其针锋相对，那几年，家乡充满了刀光剑影的恐怖气氛，几乎天天能听到杀人的消息。1947年，我们村也有两个农会干部被还乡团抓到东台用厨刀杀死。

我家在土地改革时，本来应是贫农，也应该分得一些土地，但父亲在分家后又买了几亩田，因而被评为中农，土地和房产均不进不出。在我出生的前、后的数年间，虽然是战乱频仍，但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仍然是像候鸟一样，每年的秋后到苏南去做小生意，春天又回到苏北种田，父亲身强力壮又胆大心细，加上那几年运气也不错，有时贩运违禁物品经过敌、伪封锁区，有人被查出来，弄得倾家荡产甚至搭上了性命，而我家却能一次次地化险为夷。母亲又是做小生意的一把好手，她生在苏南，能讲一口道地的江、浙、沪方言。那几年，生意做得红火，田又种得好，很快地还清了分家时的外债还置买了几亩田。“中农”，顾名思义就是当时的中间派，贫农和雇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地主和富农则是革命的对象，因此，中农是最安全的，共[chan*]党的地下党组织不会秘密发展他加入共[chan*]党，还乡团也不会拉他去做“电线杆子”（地主武装的情报人员）。中农们便两面迎合，游离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　但在新四军主力北撤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双方似乎都杀红了眼，有时也会累及无辜，于是父亲在解放前的几年中也不敢回苏北种田了，连着在苏南过了几年夏天。直到1949　年兴化、东台解放后才又在每年春天回来种田。因此，我幼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南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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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长江把江苏分为苏南和苏北，苏北人习惯地把苏南、上海、浙江，还有皖南都统称为江南。江南人则把苏北人贬称为“江北人”，自古以来，江南就是代表着富足和繁荣，她的美丽和富饶曾经倾倒过历代多少文人墨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湖熟，天下足”；“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多少年来，江南都是江北人逃荒的首选地，有俗语说：“宁向南一丈，不向北一尺”，意思是说北边比我们那里更穷。

苏北人上江南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要渡过长江天堑，通常都是从靖江的八圩港出口，从江阴港进口，八圩港位于现在的长江大桥与黄田港汽渡之间，那段江面较窄，南北距离只有七、八华里。如果遇到风不大的好天气，用两把木浆划的小木船过江也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不过那样的天气是难得遇到的。有时船到江口，正好刮起五、六级以上的大风，而且是连续几天不停，那就叫“阻江”。碰到这样的天气，那些到苏南逃荒的船上人，就只好拖儿带女地上岸讨饭。最可怕的是船出江口时没有风，船到江心时却刮起了大风，这时只能拚命地向对岸划。在我四岁的那年春天，也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当时是从江南回江北，从江阴港出口时风平浪静，我和哥哥在船中看着在江水中出没的江猪子，觉得很是好玩。在船过了三分之二江面的时候，江面上突然刮起了大风，风是东北风，江水是迎着风向东流，（后来听父亲说这种“敌潮浪”最容易翻船），小木船在风浪中大幅度地颠簸，幸好是空船，船能随着浪头上下跳动，但是浪太大了，不时也有大浪打上船头，涌进船仓，我和六岁的哥哥在船中舱蓬子内惊慌地哭喊，父亲和母亲在船头上奋力地划着浆，他们身上已经全被浪花溅起的江水淋湿了。父亲划的是“头浆”，　头浆的作用是除了把船向前推进还兼顾掌舵，这时，掌握好船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既要考虑到东流的江水会把船漂向东面，又要考虑到在一个浪头袭来时将船顶着风浪，因为这样才能避免侧翻，因此，只能在一个大浪过去之后，第二个大浪未到之前的间隔抢时间调整船的航向。向前望去，江北的八圩港已是遥遥在望，可是风却越刮越大。这时，一条从八圩港疾驶而来的“救江”大帆船来到了我们的船边，当船老大拿着缆绳向父亲示意时，父亲果断地摇了一下手。后来，父亲告诉我们：当时他拒绝援救并不是怕进港后会被敲一大笔救援费，而是担心船扣上缆绳后必须调头，调头时风浪会从侧面把船掀翻。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碰到好心的船主，也许会努力救起一些人，但无论怎样努力都是救不全的，碰到黑心的船主就用斧头砍断缆绳扬帆而去。那一天，和我们一起在江上遇到风浪的还有三条船，我们家船是唯一一条安全进港的船，那三条船中有一条船上被救上来夫妇二人，丢失了三个孩子，另外两条船则连船带人全都葬身在长江中，幼年的我也亲眼看到了人站在沉船上呼救的悲惨一幕。进港后，惊魂甫定的父亲母亲才换去淋湿的衣服　，清理仓中的江水，晾晒打湿的衣被，然后上岸买香纸腊烛敬神。从此以后，每当要过江时，随着船一天天临近江边，一家人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父亲的“穷大胆”也有所收敛，再也不敢自行划船过江了，大都是化几块钱由“吊江船”拖着过江。不过跟吊江船过江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吊江船大部分是江边的渔船兼营的，他们船体较大，有前后两道桅杆（也有三道桅杆的船），主要靠的是风力，如果正好碰到较大的顺风，半个小时就可以收口（进港），如果是侧向风，可以通过对风帆脚绳的调整也能顺利地到达对岸，遇到逆风时，吊江船必须在江面上走“之”字，才能借助风力把船驶向对岸。有时候，也会碰到无风的天气，吊江船上就会架起大橹，后面拖着的小船上也同时要用人力划船，不过，江面上无风的天气是难得遇到的。也有时船到江心时突然刮起意想不到的大风，而且是逆风（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江上的船老大都是凭经验判断当日的天气），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吊江船上就用利斧剁断缆绳，独自跟风进港逃命，后面被拖小船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还有的时候，黑心的吊江船也会对被拖的小船进行敲诈勒索，本来是在出港时就谈好了价钱，到江心时又要加价，否则就要解缆丢船。更有甚者，有的吊江船本来就是江洋大盗，他们把装有货物的小船，拖到江边的芦苇深处进行打劫，如遇反抗便杀人灭口，后来听父亲说，那时江中常发现漂流着的财物被洗劫一空的船，船上有一家老小被杀的尸体。二十多年后，当我乘车经过黄田港汽渡时，站在汽渡的甲板上，面对雾气蒙蒙的江阴江面，望着“滚滚长江东逝水”，往事历历，感慨万千。再以后，当我乘车从江阴长江大桥通过时，儿时划小木船过江的辛酸往事便又浮上心头。数十年沧桑，天堑变通途，昔日父辈们冒着生命危险与风浪博斗数小时的路程，现在几分钟就穿过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