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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叫谢家庄的自然村上。这个村住着二百多户人家却没有一户人家姓谢，但可以肯定的是谢姓是最早来到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可能是后来因为灾荒或者瘟疫，夺走了这户人家所有男丁的生命，使这个村成为没有谢姓的村，因为已经叫习惯了，所以至今未改村名。我的祖先原本也不是这个村的，这个村的南边两公里外有一个叫扬思垛的自然村，才是我的远祖们居住的地方。据传说：谢家村季氏的第一代曾祖是扬思垛季姓的一个孤儿，　十几岁时只身来到谢家村替人家看牛，以后就在这个村成家并落户，于是才有了现在的谢家村季氏家族。听父亲说，我的祖父在儿时曾跟随曾祖父到扬思垛祭过祖坟，听说我们这一支脉在那个大家族中辈份极低，就连当时被抱在怀中的婴儿我的祖父都应该叫爷爷。到我父亲这一代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了。我在乡政府工作时，曾在扬思村蹲点一年，常和几个年长的季姓本家闲谈，试图理清我和他们之间的辈份关系，可惜他们也只知道谢家村的季氏是扬思村大家族的支脉，其它情况也知之甚少。

三十多年前，农业学大寨的时候，为了增加土地利用面积，政府号召将散落在田间的坟茔全部深埋到地下，同时平掉坟头，我当时参加了深埋谢家村祖坟的全过程。谢家村的祖坟是由三座较大的土坟组成的“三位祖”，里面分别埋藏着谢家村季氏的第一代始祖和他的儿、孙三代人。其中的孙辈就是我的曾祖父。按照家乡的习俗，“三位祖”的组成和排列应该为：祖父、祖母居中间的大坟，其中祖父居左（东），祖母居右（西）；与其相连的东边一座坟应是长子、长媳的坟，儿子葬内侧靠其父，长儿媳葬外侧；与其相连的右（西）面的坟是葬长孙和长孙媳的，长孙葬内侧靠祖母，长孙媳葬西侧，这种葬法，俗语叫“爷爷——儿，奶奶——孙”。可惜，当时平掉的祖坟中只有五具的遗骨，祖坟中的孙辈，即我的曾祖父是一座孤坟。曾祖四十多岁时英年早逝，曾祖母又改嫁本村王姓，死后葬入王家坟。在季家的祖田里，距祖坟北面两、三丈远的地方葬着祖父、祖母的坟，祖田中除了以后迁去公墓的大伯、三伯的坟以外，并未发现其它上代的单坟。因此，可以断定：谢家村季氏的前三代均为单传。

季家的祖田在村后面有一个叫后头圩子的东北角，祖坟的位置在祖田的东南角，那一块田叫尖三亩，朝南的一角正对着庄东大河与庄后河交汇的大汊口，风水极好。这种说法虽然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但是，每当季家的后辈们在事业、学业上有所突破的时候，村中人仍会说：季家的祖坟葬得好。

从第一代始祖到谢家村当放牛娃时算起，距今已约有二百年时间。二百年前，少年的始祖只身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以后却能在这儿成了家，并置下了二十多亩连片一车水的好田，这确是一个令后人难解的谜。现在想来，有可能是当时的东家无男丁，始祖娶了东家的女儿并继承了东家的遗产，或许还有一段“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凄美的爱情故事。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联想。

按理说，谢家村季氏的前三代人，在当时封建社会的农村，还不能算是处于最底层，他们三代单传，自家有二十多亩好田，比起那些靠做长工或种租田的佃户来说，也能算是当时的小康人家了。但是，从他们三代单传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相当艰难的，在当时无节制生育的年代，只传下曾祖父可怜的一息香火，可见，三代人中不知有多少兄弟姐妹夭折于饥饿和瘟疫。可惜是，前两代人的一切情况都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直到第三代，也就是我的曾祖这一代，历史的脉络才渐渐清晰起来。

我的曾祖父叫季鸣高，曾有过一个弟弟叫鸣贤，未成年时夭折。曾祖成年后娶邻村陆家村陆氏为妻，他们以后生育了许多子女，光是成家立业的就有二子三女。祖父是长子，名有才，二祖父名有亮。二祖父没有留下后人，他们生前也曾有过一对儿女，可惜，儿子未养到成年，女儿也在婚后早逝。因此，谢家村季氏家族的第四代仍然可以算是单传。直到我父亲这代，家族才逐代兴旺起来。曾祖父青、壮年时，正处于大清朝日渐没落的时代，但与以后战祸频仍的动乱岁月相比，那时的农村还是太平的，他们生养并喂大了一大帮子女，营造了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可见，那时的小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同时也体现了曾祖父、曾祖母的持家能力。听父亲讲：曾祖父在四十多岁时曾计划到海边购买树材打造风车，那种古老的大型风力提水装置，当时只有大户人家才置办得起，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不敢问津的。可惜，曾祖父不久便一病不起，不但未能完成他的计划，而且还丢下了一大帮未成年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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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说：乱世出英雄，那时，季氏家族的“英雄”便是我的那位曾祖母。她在曾祖父死后，改嫁本村王姓，王是中年王老五，是初婚，是季家的邻居，能干的曾祖母却从未忘却她在季家的责任，多年来一直是两头的当“家”人，使得祖父辈的兄弟姐妹们从未尝过孤儿的滋味。后来，曾祖母先后一手操办了二儿三女的婚事，我的祖父和二祖父弟兄俩娶的是本村陈姓的一对堂姐妹，三个姑奶奶也都嫁到了外村，其中一个嫁给曾祖母的娘家侄。五个儿女的婚事全是明媒正娶的，可想而知，曾祖母（也包括她的后夫）在那时候化费了多少精力和心血！与此同时她还为王家生了一双儿女。她死后，虽然未能葬入季家祖坟，但她确是季氏家族中的里程碑式人物。

在曾祖母安排下，祖父和二祖父在成家后就平分了季家二十多亩祖田。分别踏上了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的历史征程。后来，我的祖母先后生了五男三女八个孩子，靠着自家分得的十多亩祖田，加上其它方面的原因，日子过得相当窘迫。听母亲说，祖父为人憨厚老实，他身材较矮，有一只眼睛视力较差并且斜视。祖母虽然泼辣能干且极有人缘，但比起曾祖母的持家的能力，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因此，祖父、祖母一辈子都和他们的儿女们挣扎在饥饿的边缘，经常靠借债度日，还有的时候借东家还西家，折东墙补西墙，为此负担了不少高利贷利息。一直到了他们的晚年，我的父辈们成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

父亲生于大清朝寿终正寝的宣统三年岁未（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公历已进入1911年，那一年是民国元年，因此父亲常说他与民国同龄。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四，他的前面有三个哥哥和二个姐姐，后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以后成人成家的只有大伯、三伯、父亲和三个姑母，二伯十几岁时替人家大船上撑船，可能是劳累过度，病死在外面，五叔在五、六岁时被麦粥烫伤，时值夏季，因无钱医治，感染致死。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已经结了婚的大伯要求下分了家，分家后大伯和大伯母带着他们三岁的儿子另起炉灶，这边的大家庭还有祖父、祖母、父亲和三伯四口人。父亲排行老四，那年才十九岁。父亲只上过一个多月的私塾，因此识得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与没上过一天学的三伯相比还能算是个“文化人”。大伯分家时，三个姑母都已先后出了嫁，二十二岁的三伯还没有结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三伯和父亲早就是家中的壮劳力了。家庭的人口少了，儿女又大都能自食其力，家中的经济状况也比前些年好一些了，就是以前的陈债一时还不能还清。每年秋后，三伯和父亲做完了家中农活后，都要赶到苏南去打工，农历的霜降过后正是青浦、松江一带（当时属江苏省）收割晚稻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替人家割稻、掼稻（人工脱粒）、翻地、栽菜，寒冬腊月就替人家轧谷做米，每天可以吃到三餐饱饭，还可以拿到些工钱。第二年春天，将这些钱带回家做种田的本钱，也可以还掉些陈债。那时，只有日渐衰老的祖父、祖母守在家乡度过漫长的寒冬。

祖父虽然过了一辈子的穷苦生活，但他还是当时穷人中的善人，他编了一辈子的蒲鞋（一种冬天也可以穿的带鞋帮的草鞋），也穿了一辈子的蒲鞋，难得穿一双布鞋。他编的蒲鞋因为速度快而不耐穿，因而庄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儿歌：“季友才，打蒲鞋，打一只穿不得，打一双，穿不上，答冬答冬上茅屎缸……..”可惜儿歌的后半段已经失传了。　每年的冬天，他都要把流浪的讨饭者留在家中过宿，除了供他们一宿两餐外，临走时还要送他们一人一双蒲鞋。遇到天要下雪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家的稻草从草堆中抽出来，捆成一个个小捆放在草堆旁边，方便讨饭船上的人上岸“偷”草。在他六十一岁的那年秋天，他到离家十八里的唐子镇上赶集，在集上买了一条豁鼻子老牛，在牵牛回家的路上，见河游河，饿了就吃带出去的冷饭，渴了就喝河里的冷水，回到家就病倒了，再也没能爬起来。在那个年代，人能活到六十岁，就不算短寿了，于是也没有看医生，也不晓得患的什么病，祖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去世了。后来祖母就老是抱怨那条新买的豁鼻子老牛是个“妨人精”。祖父去世时，三伯也已经成了家，家中没有成家的只剩下父亲一个。父亲二十五岁时在苏南打工，经人介绍和母亲定了亲，第二年在苏北家乡结婚。

母亲那时比父亲小七岁，外公姓张，老家是唐子镇北边的木塔寺，距离我们庄子有近二十里远的水路。当时，外公带着全家人在青浦南边一个叫金家湾的村子里种租田，生有一子两女，母亲是长女。在她五、六岁的时候曾在唐子镇上她的外婆家，跟着外婆过了几年安逸的日子。她的外婆家姓戚，是一户已经没落的大户人家，现在唐子镇戚家的后人，“国”字辈的都称母亲为表姐。母亲外婆的娘家是当时富甲一方的西毛庄唐家，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顽乡长唐锦就是她外婆的本家兄弟。母亲的外婆是大小姐出身，她一生不曾干过农活，也不会干，虽然那时家道中落，但瘦死的骆驼仍比马大，她天天看纸牌，每到傍晚时就会给母亲一个铜板，让她到街上去买烧饼吃。我的舅舅是个“惯宝儿”（苏北土话，指受到特别宠爱的孩子），还特别顽皮。外公身体不好，童年的母亲是个懂事的孩子，十岁的时候就能挖些马兰头之类的野菜，到青浦城里去卖，贴补家用，冬天的小手上，常冻裂得横一道竖一道的血口子。父亲那时虽然出身贫寒，弟兄又多，但他身材伟岸，为人又老实厚道，同时又是“做生活”（苏南土话，指干活）的一把好手，因而外公便同意了这门亲事。其实外公另外还有一个打算，他自己身体常有病，自己知道没得长寿过，找一个年龄稍大一点且忠厚老实的长婿，将来或许能够帮助照顾他的家庭，后来，外公这个打算还真的成为现实。父亲婚后不久，外公就因病去世，他的灵柩是父亲用小船运回他老家安葬的，姨娘和舅舅的婚事也是父亲帮着操办的。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又过了一年就和三伯分了家，其实分家的文书在和大伯分家时就写好了，只是他们没有正式分开过日子。那时三伯也在前几年结了婚，当时，父亲分得祖田四亩和三间草屋，还分得了几十块洋钱的欠债。1943年旧历岁末，祖母在家中去世，去世时三伯和父亲两家都在苏南，当时又没有电话、电报，没法通知他们，因而丧事是大伯一个人料理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