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娘家算不得富有,只是一直种些大棚蔬菜进行些贩卖罢了,即便两层半新半旧的房子还从中隔开,形成了父母和招赘的大女儿、大女婿各自独门立户的格局,寻常时分的用餐却又合为一处,颇有“貌分实合,说合却分,有合有分,相得益彰”的样状。门前因时因景的种些花花草草,在错杂中构筑出偌大的生活空间,很有几分闲情逸致。
当然,富则不富,却因其所处之地在县城中心最为繁华的江的两岸,故而女人的娘家人算得是城关农民和“城中村居住者”等几种身份认证的结合体。所以,其“街上人”的身份认同,有意无意总会在“乡下人”我面前摆弄一番,而显摆场合又往往集中于我们去女人娘家吃饭的餐桌上。在言谈举止间,他们总会在夸赞我本事能干的诸多事项的罗列中,加上一条“山坞佬迎娶了城里人”。对此,我虽然很是不以为然,要知道乡下人“我”在农村的住所,无论面积、结构、装修、敞亮度、舒适度等等,都要显著高于女人娘家的房子,却因为“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之故,使得其“以彼径寸茎”得以“荫此百尺条”而理所当然。
于是,我就以“级差地租”的政治理论来聊以自慰。但具体化在女人娘家的餐桌上,我却也不能无动于衷、听之任之,总要弄些“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应,这就让原本平淡无奇的餐桌变得丰富多彩、饶有趣味起来。特别是在女人娘家沐浴了新型城镇化的阳光,享受了县城核心区块拆迁改造的特大“蛋糕”,成为坐拥n套房的名符其实的富裕者之后,而我和女人也通过招考让进县城工作从念想变为了现实,以及拿出吃奶的劲,用按揭置得七十余个平方米的二手房一套,算是在县城有了遮风挡雨的一席之地,不说“寒士欢颜”,至少“县城有房”。此时的餐桌“江湖”,便显得益发的意味深长。
餐前“捣糨糊”。女人孝老爱亲的观念一直非常强,尤其是自己娘家这边,更是毫不含糊。还在谈婚论嫁阶段,她就明确表示,因为工作的关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乡下农村为家是可以的,但在周末的双休日,除却长期培训以及出差在外,一定要回娘家住1—2个晚上,共同用餐不少于2次。婚后,则更是约定俗成,把这种亲情的维系以制度化的方式予以了固定。后来我们俩进入县城上班,租房、买房都在街上,和女人的娘家人也就一桥、一江之隔,所以“住夜叙家常”的矫情也就没有了发挥的土壤。但女人很会与时俱进,每周不少于1次的共同进餐还是得到了强化。所谓的共同进餐,其基本的时间段都在周六或周日的晚上。虽然是常规动作,女人的噱头丝却一点也不逊色。一般总是要我先提出建议,然后女人故作深思熟虑,随后才命令儿子打电话告知大姨儿子“要去吃饭”,在此之后女人又打电话作一番重申与强调,总之把层级主义和形式主义演绎得非常精彩。沟通的表面文章作罢,我们便在女人的带领下非常实在地先于其娘家人到达厨房。甫一到,面对冷清的厨房,女人总会很风风火火地先行拨出几个电话,告知其娘家人“我们已经做好了帮助烧饭烧菜的准备,无奈灶上没菜、主厨未在”等若干信息。随后,我们就很不见外地在客厅里找些小点心、小水果、小饮料之类,接着就看电视的看电视、读小说的读小说、玩游戏的玩游戏,很悠闲地营造一种学习型家庭的氛围。如是几十分钟,当女人推算出他们娘家人即将干活结束回来的时候,便会一声令下,我们立马收起自己的学习,随后聆听女人慢声细语地打些“你们到家了么”之类的咨询电话,以便于下一步的举措跟进。由于拆迁安置后,女人的娘家人住上了高楼,所以此时我们的分工也是迥乎不同的:儿子进厨房淘米,女人下楼迎候拿菜,我在客厅捣腾冰箱拿出晚上可以烧有得烧应该烧的食材。一切就绪,等女人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地拎着几根菜走进客厅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丈人、丈母娘他们所看到的便是我们齐心协力筹备晚饭的一派忙碌景象。假如他们是领导的话,这时简直可以鼓掌说“同志们辛苦了”。当然,烧晚饭的正式程序一旦启动,则大姨和姨夫唱主角,而我和儿子基本可以退居幕后,继续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儿子一般总是欢呼雀跃地黏上大姨的儿子,嘀咕些新型的游戏之类,然后便深入电脑房作体验了。我在通常情况下总是坐在电视前,按照丈母娘的要求,机械地按着各个频道,直至其曰“这个不错,你来决定”方才告一段落。有时出于秀秀“团结协作”、“召之即来”之类的需要,女人也会要求我配合其做些择菜、洗菜的工作。目的无他,只为显示其领导力强而已。我则非常地注意拿捏分寸,温驯地予以配合,直至进入上桌用餐的环节。
餐时“论江湖”。女人娘家总体偏于传统,这从就餐顺序的约定俗成可见一斑。我粗粗概括了下,主要有“三先三后”:丈人先上桌,其余后上桌;会咪酒的先上桌,不会咪酒的后上桌;男人们先上桌,女人们后上桌。尤其是第一条,简直就是家庭版的“政治正确定律”。不管烧了几只菜,不管时间有多晚,只要丈人确定回家吃饭,就必须等其到家才开餐。有时无聊地想想,这真是像极了很多会议,但凡会议的主要领导未到场,其他领导总是在台下的某一隅耐心地等待,哪怕时光流逝,哪怕熙熙攘攘,而绝不会冒冒失失地走上主[xi]台的。按照我的禀赋,后两条我相当符合。因此,只要丈人一上桌,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鱼贯而上,稳稳地坐定,开始就餐的“论道江湖”。先是第一层级,所谓“谈菜论酒”也。按照女人娘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其菜品大多来于自种,个中的绿色、环保自是不消言说,在硬件上一定是挑不出任何瑕疵的。即便可以拿来评判几句,也只能在后天的烹饪中找些不足,比如“味道过淡(或咸)”、“颜色过浅(或深)”、“口感过软(或硬)”等等,总是能挑出些话题来。甚至还可以更夸张些,用“治大国如烹小鲜”之类的虚拟说法,作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点评。至于酒,更可以从“酒精度数”、“口感纯度”、“价格指数”、“欢迎程度”等方面入手,其话题更是信手拈来。反正又没人在酒桌上做记录,尽可以东拉西扯、信口开河。如是十几分钟,属于就餐对象的不充分阶段,有点“边吃边等”的含义,当为预热、铺垫是也。及至烧菜完毕,大家围着餐桌团团坐定,那便进入了第二层级,所谓“谈古论今”也。一般情况下,总是大姨或者姨夫先行挑起话题,其来源多为新闻焦点、娱乐热点、影视剧兴奋点之类的话题,上至家国,下至家常,远至《甄嬛》,近至《门第》,还有老娘舅、好声音、冬奥会,以及微信里的点点小八卦,其话题相当的海量。一旦某个话题引起共鸣,大家便会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当然,也有侧重: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纵论政坛风云”的时候,唱主角的往往是我和姨夫,总要说得眉飞色舞,丈人偶尔也会不着边际地插上一两句,女人她们对此基本没有兴趣,也就懒得参与了;在“东拉西扯说三道四八卦艺坛轶事”的时候,女人、大姨的分贝明显提高,“老夫少妻”、“少夫老妻”、“结婚离婚隐婚闪婚”等,说得是津津有味,而我和姨夫也要貌似积极地进行一些附和,有时甚至还要故意地“张冠李戴”弄些差错,让女人她们在对我们的嘲笑中满足点虚荣心;在“回忆家庭奋斗历史批评当下社会环境”的时候,丈人则当仁不让地作主题发言,从当年的赚工分、搞副业、造房子说起,一直讲到现在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放弃农业劳作保持劳动人民本色,言谈间充分体现“忆当年峥嵘岁月稠”的意气奋发,顺带对我和姨夫的不擅长农业生产进行了讥讽,而我们也必须非常真诚地作心悦诚服状。当女人们、小孩们用餐结束,只剩下丈人、姨夫和我还在继续喝酒的时候,就进入了第三层级,所谓“谈钱论业”也。相对于前两个层级的务虚和卖弄,这个层级更为世俗和功利。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我们三人都处于微醺状态,所以钞票、工资、财产之类貌似比较俗气的话题,也就在不经意间搬上餐桌了。曾经在某一个时段,我心中很是洋溢着将住房“以小换大”的激情,只是我们夫妻俩手头的自有资金实在羞涩,需要将现有二手房卖出才有实现愿望的可能。于是,我很不厚道地打起了丈人在拆迁后给女人携我及儿子居住的蜗居(仅六十平方米的安置房)的主意来,希望能够售出以缓解首付款筹集的经济压力。虽然女人已经打了“不要期望值太高”的预防针,我还是在餐桌的尾声抛出了这个话题。记得当时姨夫是突然胃口大开,吧唧吧唧地又是吃菜又是吃饭就是不搭腔,而丈人则似乎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只是自顾自地继续回忆自己过往的光荣岁月。说了n遍后,连我也觉得无趣了,自然也就丢掉了这个幻想。这个话题过后才几天,丈人又问起我们的收入来。当女人说出自己的待遇后,丈人不禁嘀咕了句“你姐临时聘用的,都超过你了”。还不等我回味,姨夫、大姨异口同声地予以了反驳“扣除不同,不具有可比性”,而丈母娘则更是严厉呵斥“管自己吃去,怎么这么空,烦不烦”,丈人顿时讪讪地笑了。敢情这才是餐桌“江湖”的精髓之所在啊,我不由很是感慨。
餐后“丢残局”。在杯盘狼藉的餐后时分,我总是很不识相地率先分一轮香烟,然后带头吞云吐雾起来,丈人和姨夫多数情况下也会附和。每每这个时候,丈母娘总是批评丈人没有带好头,大姨则强烈敦促姨夫把香烟掐掉,女人一边熟视无睹看电视一边啃着甘蔗之类,表示对我们抽烟不持特定立场。香烟抽毕,我便站起身,向女人做些“好回家”的暗示。于是,女人便从电脑房里叫出意犹未尽的儿子,随后我们就开始换鞋。此时,收拾残局的重任便落在了大姨一家的身上,但见拖地的拖地,擦桌的擦桌,洗碗的洗碗,又是一幅美好的餐后和谐家庭图。
正所谓:小餐桌,有真意,插科打诨,个中见真情;大家子,当和谐,稻粱锦帛,勿要丑世俗。实在说,此言不虚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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