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后《赤壁赋》看苏轼感伤情怀（一）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实行新法，苏轼和他政见不和，被迫离开京城，外放任职。宋神宗熙宁４年(1071)六月，他担任了常州通判，以后八年里依次担任了密州、徐州、湖州等知州。知州在宋代相当于汉代的太守。这一时期虽然外放，但在政治上还没有遭受什么重大的打击，他们心境还是清静的，处事的态度也是比较积极的。

至到宋神宗元丰２年(１０７９）七月，朝廷里几个御史抓住了苏轼所写的诗歌里有讽刺新法的语句，弹劾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于是皇帝下令将苏轼拘捕入狱，严加审问，一时间亲友竟疏，家人愤哭。苏轼甚至做了死的准备。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后又经许多大臣和其弟苏辙的多方营救，才免于死罪，结案出狱。在这一年十二月，以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现湖北黄岗市）。这次文字狱之祸，是苏轼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是他进入政治上失意的时期。锐气渐逝，苦闷难遣，只得更多的从佛、老思想里寻求自我解脱的精神武器。他在黄州谪居了四年多，名为团练副使，实际形同囚犯，生活艰难，行动受到监视。后来他在一首诗里自述这段生活，“我在黄州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雨。故人不问痛愤信，疾病饥饿已死矣。”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有一次苏轼与客人在江上游，夜归住所，看到江面际天风露浩然，触动了他的心绪，写了一首歌词【临江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到处传说苏轼写了这首词之后，将衣冠丢在江边，乘了小船长啸而去。黄州知州徐君猷听说这件事又惊又怕，以为让一个朝廷罪人逃走，惹了大祸，急忙到江边去寻找，才发现苏轼躺在江边鼻鼾声如雷，正呼呼大睡。这件事虽出于传闻未必可靠，但仍可看出苏轼的处境。在他离开黄州的时候，回忆起这段经历还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惊魂未定，梦游之中，只影自怜，命系江湖之上。”意思是每天担惊受怕，做梦也好像在监狱之中，孤单无人同情，一条微命只能寄托于江湖之上。这一时期，苏轼用来自我排遣的主要手段是以自然山水为媒，寻求心灵的片刻安宁和快乐。

苏轼元丰5年(１０８２）七月十六、十月十五两次泛游黄州赤壁，固然是古代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却也应看作是他为暂时逃避政治上的庞大压力，想于山水间寻一些慰籍，以缓解深受压抑的心绪。　

苏轼贬官黄州这段时间，在行动上深自收敛，在思想上忧馋畏讥；沉迷于佛学，却又不甘放弃经世济时的抱负。他的一位朋友约他去武昌，他婉言谢绝道：“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与陈季常》）。于是便“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另一方面，他既手抄《金刚经》，于佛学中寻找安慰，又作《论语说》五卷来阐发孔子的政治思想：“粗有益于，暝目无憾”（《与腾道达》）。就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感而有作，写下了两篇《赤壁赋》，集中表达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感情。为了区别第二篇《赤壁赋》，后人一般称前一篇为《前赤壁赋》、后一篇为《后赤壁赋》。文章里的赤壁是黄州的赤鼻矶，是当地人因音近误传的，并不是三国时赤壁大战的旧址。那个赤壁在现在湖北嘉鱼县内(埔圻县一说)。苏轼是否知道这一点呢？他在与范子风书中说：黄州稍西陡露江中，实似如舟，传名曹公败所，所为赤壁者，或曰“非也”。在【念奴娇】《赤壁怀古》词里，他也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他明明说“传说”、“人道是”，看来并非误指。无论是与非，作者都是有意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怀抱、感慨。

前后《赤壁赋》都是烩炙人口的赋体散文，即文赋。文赋作为宋朝出现的一种新文体，事实上是多种文体的“嫁接物”。它大体以散文语言为主，在体式上部分借鉴汉大赋的主客问答的结构和押韵格式，以及六朝抒情小赋的骈偶句式。与赋体相比，它更为散化；与散文相比，它又改变了惯常以议论、说理、叙事为体式的特点，而借用了诗歌的“意境”来传情达意。在其中，整散结合的语言，设为主客的结构，情感浓挚的意境，是文赋三种最主要的文体特点。这三大文体特点由欧阳修在《秋声赋》中定型，苏轼的《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追随其后又出以变化，使“从心所欲”与“不逾矩”完美结合。两文不仅反映了他思想境界的转化，也反映了他创作风格的新变，成为代表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的新境界和文赋一体新高度的重要作品。一般认为这两篇文赋表现了作者对宇宙人生能保持旷达乐观的态度而又能从悲观失望中解脱出来，这固然是文章的主旨所在。但由于作者政治上的屡遭挫折，就使这旷达乐观染上了浓郁的感伤色彩。诗人迫于政治上的压力不得不寄情山水，而寄情于山水又得不到真正的慰籍，理想和现实之间是如此的不和谐，却要故作旷达，于是，前后《赤壁赋》便笼罩在双重的悲剧氛围里了。前赋起伏有致的情意变化与主客之间畅恣的问答，后赋情意的隐曲性与主客之间问答的浅表性，已经暗示了作者写作两赋时不同的思想状况和创作心态。以前人们习惯于把这两篇作品分开来看，并且比较笼统地说前赋“旷达乐观”，后赋“虚无飘渺”。而前、后赋都是诗人被贬黄州时所作，时间上也很接近。如果我们把两篇作品与作者生平联系起来考察，把前、后赋当作一个生命的整体，从寻找二赋的异同点入手，互为参照，就会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　

先来看《前赤壁赋》：　

七月孟秋，本是士大夫们因去国怀乡，或对影独酌，或登高临远，慨叹落魄的时候，苏轼赤壁之游，还有清风明月，至清至冷，如果是心情舒畅的人，是能感到空灵之妙的，但苏轼落魄而来，触景生情，难怪朋友的箫声会“如慕如怨，如泣如诉……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了。作者虽托主客问答，实际“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悲叹天地悠悠，人生短暂，想要“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又“不可骤得”，于是“托遗响于悲风”，也正是作者的矛盾之处。由此而生发：“盖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虽然物我都有变的一面，但也有不变的一面，这种唯物论观点，本来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因其后面“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而显得有些勉强。那么“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则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急于寻求解脱，自我宽慰而得出的无奈于现实的结论了。在行文中看似宽朋友之怀，却不自觉地暴露了作者的耿耿之怀，其中不无逃避现实，寻一时之乐的心理因素。而“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几句，正是“乌台诗案”在作者心中投下的阴影。作者在他后来的一篇小品文里说：“轼去岁作此赋（即《前赤壁赋》），未曾轻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出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让深藏而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矣”（摘自《苏轼小品文》）。钦之即傅尧愈，当时官监察史。“多畏难事”，且要朋友深藏不露，可见作者当时作为“犯官”而深受压抑的心境。在这里，作者的豪放一丝儿也不见了，笔意间流露出颓丧，忧郁的情绪。游赤壁的结果是“相与枕藉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大醉而不知天明，作者如此放纵于山水，与其他和他同阶层同遭遇的人也颇相似，从这里可窥见他心中的无奈。

前赋结构在张弛有度、首尾圆合中表现出的完美性，是苏轼才情没有受到精神压抑的自由松弛心态的体现。惟有在这样的心态中，创作才会出现不可重复的高[chao]，技巧才会融化到不见痕迹的境界，使思想与感情表达如那只滑翔在不辨水天、无尽空明之境的小舟，全然感觉不到局限羁绊，全然不见安排与勉强。前赋的感情与思想表达之所以令人感受到行云流水般的舒畅自然，从而被视为文赋一体不可再现的杰作，关键就在于它是善思的苏轼在松弛自由的创作心态中完成的精神遨游。“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是自由飞动的境象，客之悲哀、主之宽解是自由宣发的内情，或歌或忧、或悲或笑，是自由无忌的生活态度。它们都是从松弛的苏轼心中自由奔赴到他的笔下的。

如果说前赋中还勉强闪耀着一点乐观的火花的话，那么后赋则无法遏止地流露了悲观凄凉的心境了，从七月到十月，时间只过了三个月，赤壁之下依然是清风明月，但境界已是大异，前赋中“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空灵意境　以及作者“浩浩乎如凭虚御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神仙般的感受已不复存在，剩下的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枯瘠与凄凉。“江山之不可复识矣。”已为此次出游奠定了凄冷的基调，以至“划然长啸，草木振动，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阴冷与恐怖，作者的情绪也发展而为“悄然而悲，肃然而恐”，感觉到“凛乎不可留”。自然景物的随时而易，很自然地唤起了作者长久受压抑而形成的悲凉的心理背景，于是景与情融，情随景生，使作品笼罩在阴冷的氛围之中。回到船上后，凄凉的心境并无退减，“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就很像晋时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摘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金性尧选注的《宋诗三百首》134页）的行径。并且，在这景瘦神凄之时，又有大鸟“横江东来”，使景更加萧索；“嘎然长鸣”使夜更加深邃。这时，本来已“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到了这里就不言而喻了。　

之后，大鸟化作道士入梦，作者自以为洞悉了道士的秘密，“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因而“呜呼噫嘻”，然而那道士“赤壁之游乐乎”一问和“俯而不答”与“顾笑”之态，仿佛是俯察人世，对人间的悲欢离合，升迁沉浮都了然于胸，明知作者游赤壁不乐而故问，含有嘲讽的意味，这样的描写可能是表现作者因失意而追求超凡绝俗，羽化成仙的理想，但又让人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自嘲意味，这与他后来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这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应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自嘲一直贯穿于“乌台诗案”以后作者的思想里，其间隐含了作者心底多少的无奈与辛酸啊！

我们知道自由的心态是不易获得的，因为它要受到外境、内情的各种制约。缺乏境界相同而相得的朋友，缺乏令感觉滋润的美景，缺乏内在情怀的畅通无阻——或者说因为前缘、因为思考所必经，内在的情绪节奏刚好处在一个低点，都不能使创作完成于松弛自由的心态之中。与自由松弛相对应的是紧张，全然的紧张根本不能使人创作出完整的作品，而部分的紧张则无碍。后赋就完成在部分的紧张这一创作心态之下。所以它的整体情思是含蓄的、内倾的，在结局处也没有打开，没有表现出前赋那样如波涛般起伏的情思节奏。对文赋这种文体来说它不免属于异数。这种紧张的心态不仅在内情上显现，也在它的外境上显现。“断岸千尺”所喻示的自然的挤压感，“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形成的瘦硬与紧张感，孤鹤横江、掠舟而过形成的意象突兀感，别借一道士以完成主客问答所造成的断裂感，将道士梦影与孤鹤对接所造成的着意感，以及明知是与道士梦中问答、醒后却要“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勉强感，都说明了作者作此赋时心态不够自然而处于某种紧张状态。当然，比较紧张的心态虽造成了其情思表达的不够跌宕自如，且露出着意安排的痕迹，但它在审美经验上却别造一境，使散文具有了抒情诗意味深长的效果。

前后《赤壁赋》，创造的境界是处于对照中的，思想情感也处于两般境地或者不如说处于矛盾之中。何以会如此呢？关键在于“佛性”不敌“一切性”，前赋中永恒不变的“道”不足以回答现实中时时变化、处处差别的存在所包含的复杂“问题”。苏轼在观念上的“打通”是抽象的，并不能使他面对千变万化的现象漠然无情。观念永不能代替实感，抽象总是遗漏丰富的细节，而细节往往与情感相连。这是每一个富有生活经验的伟大作家都不能回避的矛盾。苏轼之观水逝而惆怅，知道永恒为虚言；对俗客而生悲，怀想世外之高人。其理之通塞，其情之悲喜，其境之或明或暗，或空明或幽峭，正表明了其思想中那神秘的感情诱发者，也观坐在哲思与人生的裂缝中。　

苏轼在这段时间内的作品在旷达中隐含着悲观，还可以得到一些有力的旁证：　

元丰五年的三月七日，作者在沙湖道中遇雨，因而写了一首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在词中塑造了自己在风雨中“吟啸徐行”、处困境而安之若素，把失意置之度外的形象，而其中“竹杖芒鞋”似有自嘲意。想是作者下意识地构织一个十分苦寒的环境，把自己置于其中，加上自然界的风雨，这样的自贬身价，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很有悲剧色彩。同年寒食节作者写了两首《寒食雨》，其中一首写道：……那（哪）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其间见君不得，祭祖不能，凄凉绝望的心境，直欲使读者也想跟随痛哭失声。据资料记载，古寒食节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或后一天，古代于这天禁火，吃冷食。【定风波】写于三月七日，《寒食雨》写于前几天，《寒食雨》所表现的心境很可能支配了近段时间的情绪，所以【定风波】里“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便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心理境界了。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然而老庄的“无为而治”思想又同他的“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政治主张有其一致之处；生活上更多地表现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无章的洒脱态度。《前赤壁赋》所谈哲理，受到庄子相对主义观点的影响。但他吸收了其中的积极因素具有辩证思想。他以变与不变之理来解客之悲，又以陶冶大自然的旷达情怀来解客之闷。作者在言论和行动均不得自由的逆境中，不怨天尤人，不消极颓丧，而是表现出一种乐观、旷达的思想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情趣。《后赤壁赋》通过道士化鹤掠舟而过又到斋中相见的幻觉，透露出作者超然物外，随缘任化的道家精神，将自己升华而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孤鹤、道士与作者的形象虽三而一　——传达出“庄周梦蝶”的意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