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656年荷兰人利用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等时性理论发明了钟摆，世界上的第一座时钟就诞生了。后来有一个叫利玛宾的意大利传教士带了两只钟送给中国的明王朝，因为那种钟有定时自动击打报时的功能，所以后来中国人都将钟叫自鸣钟。其实远在时钟问世之前中国人已经发明了许多种比较精确的计时工具，很早以前，中国人就根据立竿见影的原理发明了“日圭”，后来又利用流体力学原理发明了“铜壶滴漏”。还有一种叫“水运仪象台”的计时装置精确到每天只有一秒的误差。因此，是中国人开创了人类的钟表史，影响了后来西方钟表发展进程。不过，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保守的封建制度使得我们的钟表工业比西方拉下了很大的一段距离。

解放前，用得起钟、表的人家，不是官宦人家就是巨商富贾，农村中的人甚至不知道钟、表为何物。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曾使用过“日圭”，是一种带指南针的那种，放在阳光下先要将指南针调至与子午线平行，从直立的后板上系下一根斜线，根据线影落在平板上的位置，就能从平板上的刻度读出当时的时间。那种计时方法其实是很原始的，随着季节的变化，误差也是很大的，而且在夜间也根本没法使用。农村中还有一种更原始的计时方法，就是以焚香计时，我们也常常从历史小说中读到过：“约摸过了一柱香的功夫……”显然，那种计时方法误差会更大。有经验的老农白天看太阳，夜里看月亮和星星也能很准确地判断出当时的时间。我的父亲在这方面很是内行，他有许多根据月亮的位置判断时间的谚语，如：“廿龙灯，月上一更”，意思是指在农历二十的这一天，月亮升起的时间是一更天；“廿十五、六头，月上好用牛”，是指到了二十五、六这两天，月亮升起时已即将拂晓，可以起早下田耕田了；“廿七、八，东天齐发”是指这两天月亮几乎是和太阳同时升起，整夜见不到月亮，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上海当小贩时，每天凌晨三、四点钟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去批发市场进货，因为没有时钟，全是父亲凭经验判断时间将我叫醒。也曾有过误判，有一次，在一个月黑风高的阴天，当我被叫醒匆匆忙忙地赶到批发市场时，时间才刚过了午夜。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种小闹钟开始逐步进入了普通百姓家庭，那种钟还有一个名字叫“马蹄表”，虽然价格只有几元钱，但在那时只有家境稍好的人家才舍得买，没有钟的人家也会常常到有钟的人家去看时间。那时候，手表算得上是一种十分高档的奢侈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大西北当工人时，看到几个从东北调来的老工人中有几个人戴着手表，也常听到他们在一起侃表，从中得知，那时他们戴的手表大都是二手的进口表，瑞士产的英格纳和罗马牌的居多，也有苏联表。英格纳表又分大英格和小英格，所谓大英格就是比较现代的长三针，小英格是年代较久的两针半（秒针与时针分针不同轴），苏式表表壳较厚，不甚美观。但价格便宜，只有百把元钱，而英格纳表虽然年代久远，其价格还在二百元以上。

后来，市场上出现了国产手表，虽然一开始是要凭一定数量的工业券才能买到，不过那种无价证券在黑市上也能买得到。于是，农村有些社办企业的采购员也就率先戴起了手表。那些人大都是有着背景的特殊人物，他们为了显摆自己戴着一块表，在人多的地方总是要习惯性地捋袖子看一下表。普通社员对此既羡慕又忌妒，甚至还有一种吃不到葡萄的无奈心理，他们就会说：“要得家私了，先玩电筒后玩表”，可见得，那时连电筒都舍不得用，何谈手表？记得我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才戴上手表的，那时我已调至公社工作，因为是近水楼台，分得了一张表券，是南京生产的“钟山”牌手表，价格只有30元钱，是半钢不防震的那种，全钢防震的钟山表也只有40元。再后来，国内生产手表的厂家多了，就连一些中等城市钟厂也加入到了生产手表的行列。同时，农村中分得了土地的农民的腰包也渐渐地鼓了起来，戴手表的风气在年轻人中得到普遍流行。那时农村人结婚也都像城里人一样，聘礼中也少不了有一块一百多元钱的上海牌手表。

时至今日，钟、表的计时功能好像在日渐淡化，因为大部分人用上了手机，手机不但具有像钟、表那样的计时功能，还像是一部随身带着的历书。只有在不会使用也不习惯使用手机的老农民的手腕上，大都还戴着一款廉价的国产手表，他们甚至为此还觉得自己很“现代”。年轻人喜欢戴电子表，但主要不是用来计时，而是觉得这样会更“潮”更“酷”。还有一些贪官与“款爷”们更喜欢佩带、收藏天价名表，将其作为一种财富的载体。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表叔”就是一例。

细算起来，从世界上第一台时钟问世至现在，已经经历了二百多个寒暑，二百多年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一部钟表发展史也见证了近代文明史。但愿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也能制造出顶级的世界名表，以告慰我们聪明的祖先，他们曾经创造过计时工具领先世界的辉煌，今天我们也一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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