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十　八　载　大　梦　归　

——重访当年搞"四清"的广州远郊凤尾村

2014年2月15日，即农历正月16。我女儿和邱德本先生——我1965年搞四清运动时的“三同户”　的女儿的儿子，陪同我到广州市萝岗区（现在是黄埔区）九龙镇凤尾村重访。

我是1968年夏离开这里的，至今48年了啊，是6个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虽说那时的四清运动左，伤害了不少干部；但是，运动的后期是扎扎实实搞生产和搞卫生村之类文明活动的。最主要的是，整整一年多时间里，我的的确确是在和社员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三同户偶尔吃鱼吃肉，我们这些工作队员也是死守工作队的清规戒律而不敢吃，只能吃素。那时候我们热血青年，十足的理想主义者，铁心和贫下中农风里来雨里去　。社员们呢，自然也十分喜欢我们。那临别时的难分难解，至今让我刻骨铭心。只是红尘滚滚，生涯辘辘，只能捱到今日重游旧地。　

旧貌变新颜

一到村口，宽大的桥横在车下。我急问：“以前的只有两块石板架起的长桥，哪里去了？”人家指着不远处:“下面啊，也是一座新水泥桥了。”

以前，一过桥就是绿油油的农田；如今却是密麻麻的高楼夹在水泥路两旁，是密集的街道。放眼远望，以前的田畴没有了；有的是高楼、鱼塘、果木。村里没什么人种田，我们也看不到稻禾。村民的土地，要么是被房地产商开发，要么是给人承包种植，村民自己开发种养的，也有。剩下的小部分土地和废墟老屋所在，也正在等待老板开发。

整个村子的老屋所在，大部分是无人居住的废墟。不少房子东倒西歪，杂草丛生，让人顿感凄凉。村民要么是搬到大公路东边的新村群居，要么是的老村子的周边盖起了新楼……

我那当年的贫下中农呢，你们在哪里啊？你们见到我这48年前的张同志——和你们400个日日夜夜一起滚打的工作队员，该是这样的惊喜呢？

幸会老书记

万幸的是，邱德本带着我在村边见到了当时鼎鼎大名的汤习中——

“你好，汤大队长，对，以后是大队支部书记。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威风不减当年啊！”

“哪里，老了。你是老张，还有和一起来的何济公制药厂的书记阮婵。你真有心，快50年了还回来看我们，真没想到啊！”

我急切问起当年的老贫农——

那时，找“三同户”难。“三同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主儿，若找错依靠对象，便“立场问题”，生死大事啊！干部不能找；与干部沾亲带故的不能找；社会关系不好的，不能找；本人有历史、现实问题的，不能找！　我倒幸运：与我一起在南一队找“三同户”的，是鼎鼎大名的何济公制药厂的书记阮婵大姐。有责任，她承担。果真，一开始，我们的“三同户”何光门，是贫农；后一查，其父做过伪乡长！我们连夜撤，还吓出一身冷汗！今天，我笑问老书记：“何光门还在吗”他答早就不在了。唉，今天想起来实在可笑，就算他父亲做过伪保长，和他本人有什么关系呢？而且他是贫农，说明旧社会还是穷人，应该是依靠对象啊。

我记起邝富三老大婆，当时，她满脸皱纹，背弯如弓。尤其是她的腿，不知是牛皮癣还是什么的，浮肿得如大象的腿，紧绷绷，闪着幽光，十分可怕。那时诉旧社会苦是传统节目。大家说她旧社会最苦。　谁知，她讲了没几句国民党的苦，竟然声泪俱下口出狂言了——“困难时期好惨啊！公社化、大饭堂，不知饿坏了多少人！天天捱饿，惨啊。我们老大人还好对付；最可怜的是我正在长身体的女儿，饿得不会长大！还饿得一身病，至今嫁不出去……”

坏了！坏了！她诉的是共[chan*]党的苦，分明是攻击“三面红旗”！我吓坏了，先用眼瞪她，接着用手指示意她不要说了，还是不行；最后，我在桌下狠狠踩她一脚，才住嘴！后来，工作队指导员（部队的团参谋长）告诉我，说那老婆娘对我有意见，讲我在大众场合踩她的脚，“作风有问题！”我立即把原委讲了，他也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应该制止她发言，她这么老，这么丑，那条腿这么可怕，谁肯去调戏她！”

汤习中说，她是死了很久的人物了.

我不由得叹息，她是死了很久，但我的愧疚还没完：国民党统治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自然应该控诉；而1960年代初期，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分明的“三面红旗”极权下而来的让大陆人民饿得死去话来的惨剧。而邝富三老大婆的控诉，当然是实事求是的货真价实，何错之有？毛泽东的政策错了，饿死人，还禁止老百姓言苦，岂有此理！唉，我愧对你，老太太，渴望你在九泉之下原谅我的无知与粗暴……

我想起我在南一队的三同户何献章。他是地道贫农，可以说是最贫苦了。我最初住在他的厨房里。那里一边是灶头，另一边是猪栏，有一口猪。我就靠着一小块木板睡另一边。整个房子黑乎乎的，实在可怜。后来，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他腾出了半间没有窗户的黑屋子；只有一块明瓦在屋顶透着幽光。我住进去后，没几天就重感冒发高烧，老不退。队里的老太太慌得一边给我拿药，一边急急把我的睡床掉转头。我实在不明白究竟，只能随她们捣鼓。待我病好后，她们告诉我，说这小而黑的房子去年冬50天里死了何献章的3位亲人——母亲、老婆和一个幼孩。我从小胆小怕黑，如果不是广州四清团工作队员的身份，即使打死我也不愿住这样的地方；而现在，只能熬下去了！

老书记说，何早已去世。只一儿子，没什么文化，只能干些粗活，顶辛苦的弱势群体。

我想，如果不是长期阶级斗争的折腾，我们的国家早富裕了，何的儿子也应该文化高些，国家早有能力解决此等扶贫问题。正是不停的斗争祸国殃民，让何献章这样的千千万万铁心跟党走的贫下中农长期贫穷且祸及其子孙，令人人痛心也！

当年的孤老头子、“勇敢分子”、老贫农的何岸全大叔，敢在会上大声说“只有给我权我就敢和四不清干部斗”。此公早已作古。他的故居已经坍塌而荒草萋萋。但愿他到了天国，不要做夺权要官的“勇敢分子”了。

南一队一青年干部，自恃出身好；加上我广州话差，一直拗不过他。只好请四清分团的老赵了。好老赵！先沉下气，任由那小青年暴露；不时还脸带微笑。那小青年以为同情他，越发讲得地无分南北，待他讲完，老赵不紧不慢，严严肃肃，一一列出他刚才的“放毒”，然后“上纲上线”到对毛主[xi]的态度的“立场大问题”；结果，小青年立刻目瞪口呆俯首就擒！我，真服了老赵：这个广州佬不简单！他10多年是华师大的处长，竟在海边溺水而去。老书记告知，此当年的年轻干部如今已头脑不太“明白”了。不过老赵的“引蛇出洞”，绝对不是其首创，实乃师从伟大领袖1950年代的天下皆知的“阳谋”者也。

当年明盛队的的老贫农、我和他到山里挖草药的汤海潮叔，早去世了。

还有老贫农杨娥等大婶，当年斗志坚决，誓言“地主不老实就天天斗争他们到天亮”。现在呢，早到阶级斗争的始祖马克思列宁那里报到了。

还有上庄队长汤德明，高大威猛。当时就不知天高地厚，放言“我不喜欢贫下中农，就喜欢地主分子，因为他们听话老实，不敢捣蛋！”其受批判是当然的了。他也早就去了。

往事历历，恍如昨天。我渴望探究的太多了。

老书记现在住上了新楼房，且脸色红润，身体硬朗，头脑清晰。他说每月领1000多元的退休金，虽说比不上人家村拿几千元的老书记，但到底够花，也知足了。

他硬要拉我吃饭，但因行程仓促，我只能紧紧握别……

探访当年的“大老虎”

虽说工作队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派”，但我们这批1965——1966年的四清，特别是后期还是比较注意政策。干部也没有大换班，比如四清前的村书记虽说问题较大，但后来还是任大队治保主任。我所在的南一队队长，虽说阶级斗争观念差，但后来还是队里的贫下中农协会会长。整个村子并没有打倒什么干部。有位表现好好的地主分子还拆了帽，成为正常人哪。

但当时的请经济是抓得紧的，也是当年广大穷困社员最关注的。而在我治下的南一队，恰恰揪出来了“大老虎”！他就是当时的出纳何伯坚。

到了四清运动高*，是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每个大队（即村）要抓出“大老虎”到公社（即镇）大会上坦白交代，而凤尾村的“大老虎”就是我治下的南一队何伯坚。他贪污多少呢，800多元。这在今天看来的区区小事，但在当年可是吓人的天文数字啊！数字是我和广大社员内查外调揭发出来的，并非他主动坦白；但为了带动其他干部交代问题，而他愿意到公社大会交代，我们也当作他主动坦白，并从宽处理——只退赔金钱而不作什么刑事处分，也没有戴什么“帽子”。

48载的物换星移，找人实在困难。东跑西寻，不尽茫然。想不到我一问起何伯坚这当年的“大老虎”，村民说就在我旁边的楼房。那好啊，我已不是小青年了，48年的风风雨雨已让我成老江湖和老过客；而且，我当年认认真真的查账，条条有根据，绝对没有冤枉他；就算他与我计较和蛮缠，也不怕。此时是我，倒有点李玉和“赴宴斗鸠山”的味道。

他已近八旬，老态龙钟，但头脑明白，声音洪亮。他一开始认不出，但听到旁人大声说是当年四清时的“张同志”时，才顿间醒悟，觉得是天外来客。我拿中华牌烟敬他，他忙招呼我坐下喝茶。

正当我不知道如何出招之际，倒是他提起当年的贪污事：“当时说我贪污，我不怕，我就敢到公社大会说清楚。当时生产队卖菜卖东西，有些我是没有入账；但那些钱是给社员夜晚加班时宵夜花了……”

我现在是胸有成竹老谋深算，任凭风浪起，笑微微的洗耳恭听。其实，那些是卖东西的社员们一项一项证明出来的，是他本人床底下的“流水本”明明白白记着的。就算生产队卖东西是小数目容易漏，那生产队几百斤上千斤等大数目的到粮所的卖粮款呢，你怎么就不敢提这个呢？！

往事如烟附之笑谈。说来说去，此公到底没有发火，也没有责难这面前的“张同志”。他是在客客气气喝茶抽烟，最后是客客气气和我告别，并在口头一再留我吃饭……

出来后我沉思未了:我们应永远与阶级斗争告别，大陆永远不能再折腾；但是，任何时代对贪污腐化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有理有据的反腐，永远正确啊！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脊梁更挺直了。

激情满怀访何虾

何虾，是老贫农的儿子，当时是小青年，是我接触最多的老朋友。

南一队何虾的姐姐自小得精神病，痴痴呆呆，狂狂癲癫，披头乱发，面目狰狞，十分可怕！他的母亲是驼背的老太太，几乎残疾。家里非常贫困，当然是我们工作队的依靠对象。

一个寒夜，这狂女死了。我赶过去深表同情，认真安慰他们。至于埋葬事则任由其处理了。

不料，给工作队的“片长”阮婵——堂堂何济公制药厂的中共书记知道了，大声嚷：“不行！我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贫下中农子女怎能给地主分子去埋？”

农村谁都怕死人，尤其是神经病的面目狰狞的“短命鬼”。那时，对“五类分子”的惩罚有这么一条：强迫他们去埋死佬。因此，凤尾的某男老地主，便是丧葬老“专业户”！

其实，阮大姐也是嚷嚷而已，她也怕“死佬”；我从小最怕“死佬”；而且，那么多“毛主[xi]最信得过，阶级觉悟最高”的贫下中农，还是没一个“觉悟”！最后还是地主佬去埋死佬。阿弥陀佛！（后来此地主因为老实听话而拆了帽子。）

七转八折，跑到公路另一边的新村，我到底找到了何虾——

哎呀，他见到我这天外来客，太激动了。他说：“近50年过去了，想不到张同志还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我啊！”

他详详细细回忆起我一个人领导他那400多人的生产队，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风里来雨里去的艰苦生活，他详详细细谈起家里的贫困生活和和家姐突然去世的巨大打击，以及我自始至终为他家分忧的往事。他一再表达对我的感激和怀念.他说，就是打听不到你的休息。我几次去梅州，如果知道你地址我早就去拜访了!……

邱德本先生是大公司董事长，大忙人。我不忍心打扰他太多时间，只能匆匆结束探访。

我和女儿他们说起此行感受：1、往事如烟，让中国大陆永远结束苦难的斗争岁月，永远不再折腾，一心实现中国梦；2、我年愈七旬，纵观人生，就喜欢抱“死心眼”：和老百姓在一起时，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和学生在一起时，一心一意扑在学生身上。所以，每当我缅怀往事或偶逢故旧时，总有不尽的喜悦和收获。

2014、3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