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话剧《上海屋檐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夏衍的话剧《上海屋檐下》，显现出他平淡朴实、自然深远的艺术风格。作者截取的是上海某弄堂房子五户小人物一天生活的横断面。通过“这些小人物的苦闷、悲伤和希望，反映历史的黄梅季节，传递出“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对于这部剧作，夏衍曾说：“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摸索。”正如他所说，《上海屋檐下》的确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起点。　

小人物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各有各的不幸和苦楚。报贩李陵碑因独子捐躯沙场，晚境异常凄凉，只能酗酒解闷，孤吟消愁；耿直的知识分子黄家楣，失业居家，恰逢老父远道来视，不免悲喜交集。为博取培育自己的父亲的欢心，不惜典衣当物，借债度日；海员之妻施小宝，更是无依无援，为流氓小天津挟持，被迫沉沦堕落；相比之下，小学教员赵振宇和工厂职员林志成的生活稍有着落，但赵妻在生活煎迫下，时有衣食住行的愁虑，林志成也要担心饭碗是否牢靠。他们在抗战到来之前，都过着苟且麻木、忧郁悲伤的生活。沉重的黑暗缩短了他们的目光，扭曲了他们的性格。他们在咀嚼自已不幸的同时，往往向更弱者转嫁自己的不幸。赵振宇夫妇在卖菜者处获得若干小便宜，竟“露出微笑”。林志成、黄家楣不堪忍受社会的折磨，妻子就成了发泄自己苦痛的对象。狭隘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弥漫着庸俗、灰色的小市民气息。　

夏衍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在于，既嘲讽小人物思想性格的弱点，——但仅是含泪的微讽，——又清醒地看到，小人物的种种不幸和畸形社会的黑暗投影。　

他把艺术的锋芒指向病态的社会。对小人物的善良正直本性，从来是肯定的。且勿论林志成处于亦“牛”亦“狗”的境况中，内心是多么痛苦，一旦“从一方面受人欺负，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那种生活里面解放出来”，又有多少兴奋。即如有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消极思想，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无味生活而意足的赵振宇，也终究不能无视李陵碑的被人欺辱。小人物内心的善与社会的恶的冲突，与自身卑琐思想的矛盾，如同一股股潜流，在奔涌激荡。我们毫不怀疑，这是催他们觉醒的萌芽。因而，他们不甘久安平庸的生活，在怨愤、挣扎之中，就包含着对历史的黄梅季节的厌倦，对新的生活的一丝向往。　

早在二十年代初，在小说《故乡》里，鲁迅就借“我”的口道出自己对劳苦大众的深厚祝愿：“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夏衍承继了鲁迅的战斗传统，不仅悲小人物之悲，更努力增添亮色，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那就是革命知识分子匡复和葆珍、阿牛几个孩子。如果说，在剧本中，小人物不是新的生活的开拓者，那么，这些新的人物就犹如“灿然的阳光”，射进了浸透霉气的可诅咒的生活。有了他们，小人物摆脱苦难生活是可能而且必然的。　

戏剧的主线是林志成、杨彩玉以及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匡复三个人的感情纠葛。革命者匡复入狱,把妻子女儿托付好友林志成照顾,林在与杨长期接触中产生了感情,组成了家庭,而匡复的归来,使他们三人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作者无意把任何一个塑造成恶人,而是强调现实环境对人的折磨。林志成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为了与朋友之妻组织家庭而过着自己不情愿的“一方面受人欺负,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生活,并备受良心的谴责。杨彩玉曾经是一个热情的,为了恋爱和革命而离家出走的少女,生活的磨难使她变成了劳碌、庸俗、苟安的家庭主妇。而在监狱八年受尽磨难,渴望从妻子、女儿那里寻找爱抚的匡复,面临的是妻子与好友同居的残酷现实。他们身上都带着过去留下的创伤,但新的力量也在阴郁的环境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匡复的归来使杨彩玉重新回忆起火热的青年时代,消沉的心焕发新的活力；女儿欢快的歌声使匡复重新恢复战士的激情,他毅然重新出走，割断缠绕自身的绵绵情丝，是为了告别沮丧的婚姻。在主线一侧，穿插了教书匠赵振宇夫妇一家、农村娃黄家楣一家、妓女施小宝和流氓小天津、兵哥父亲李陵碑等等，一副上海生活画面层层展开。志成，是弱者里面的一个!　剧中你，我，他，都是弱者!　

戏剧结尾葆珍与阿牛领着大家唱“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号召人们不怕“碰钉子”，不做忍辱负重“没有的大傻瓜”，而应“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具有促人振作、给人希望和信心的作用。这声音也压倒了李陵碑悲哀的曲调,激发人们从压抑、沉闷的氛围中走出来的决心。　

《上海屋檐下》在戏剧结构上颇有特点,通过主副线的形式将五户人家的家事,五股相互交错的生活之流错落有致地展现在舞台上,充分体现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每一个家庭中独特的生活旋律,共同构成了一个曲折多变、内涵丰富的乐章,体现了特定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具有较大的涵盖面。诚然，作者寄托希望的人物，也有若干缺点或不足。　

夏衍对剧中的人物、事件不作任何情感表示，不对它们指手划脚，而是将一切客观地展示出来，将裁判的权利交给观众和读者，让他们来评判。剧本似乎只透着剧中人物的悲喜欢忧：杨彩玉的无奈两难，李陵碑的变态潦倒，施小宝的求援无望，林志成的烦闷和惭愧等等。作者的感情似乎丝毫都没有介入，其实并非如此，实质上，作者渗透在剧中的情感是炽热而强烈的。作者始终怀着强烈的爱憎之情，细致深刻地体会着生活，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这样剧本显得更加真实，没有呐喊与高呼，没有呼天喊地的哭诉，整个舞台气氛是非常平淡的，但这种淡又并非是淡而无味的，读者与观众都明白：那样的生活与黑暗、反动的统治是分不开的。　

“淡化的情节”是《上海屋檐下》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另一表现。普通市民生活这一题材类型决定了这一点。普通市民的生活并不是险象环生，充满着种种激烈的矛盾的。它更多的是平平淡淡，寻寻常常。非常平淡而又普通的一天生活能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呢？因而剧作家并不追求情节的紧张，而是多方处理，缓和剧中即将出现的戏剧种种冲突。如林志成、匡复、杨彩玉三人的情感纠葛，如在其他剧作家的笔下，很有可能被处理成浓烈的戏剧冲突。但在夏衍笔下，这一戏剧冲突被冲淡了，淡得出乎意料。作者有意避开浓烈的场面，使匡复、杨彩玉、林志成三人不出现在同一舞台空间。匡复找到林家时，杨彩玉出去买菜了；杨彩玉回来了，林志成却又被拉到工厂去了。当三人再次见面时，观众关注的焦点又转移到了林志成的工厂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而冲淡了三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不仅仅在林、匡、杨三人的身上，在其他人物形象，如施小宝与赵妻及小天津之间等等都采取淡化戏剧冲突的方法，突破了传统戏剧情节高度集中的限制。作者意在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悲惨生活的展示，淡化戏剧冲突，调和生活矛盾，用舞台形象来引导人们透过生活的表层，去把握生活的本质，自然地流露出对生活的思考：人不能这样活着！　作者以独特的现实主义手法，淡化戏剧冲突，以异常冷静的态度，客观而不动声色地描写了小人物的普通生活，展示了小人物的性格、心灵和悲惨命运。　

夏衍说他写戏“主要是为了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治的看法”。直到写《上海屋檐下》之前才“认识到戏要感染人……必须写人物、性格、环境……”,所以作者说是从《上海屋檐下》才“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因而把它称为“第一个剧本”。

-全文完-